西汉刘向的《新序》说：“昔者，齐桓公出游于野，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。问于野人曰：‘是为何墟？’野人曰：‘是为郭氏之墟。’”黄帝有子名禺阳，又叫禺虢，其后代在夏朝时建郭国。颜师古在注史游的《急救篇》时说：“齐有郭氏之墟，盖古国，齐灭之。”如此说来，郭国居然经历了夏、商二朝，周又封了虢国。《战国策》说：“晋献公欲伐郭，而惮舟之侨存，荀息曰：‘周书有言，美女破舌。’乃遗之女乐，以乱其政。舟之侨谏而不听，遂去。因而伐郭，遂破之。”《公羊传》的说：“虢谓之郭，声之转也。”古代郭和虢是可以通用的，《公羊传》就直接把虢国写成漷，一作郭。

    有趣的是，齐桓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并不清楚，所以他还接下去问那个“野人”说：郭氏之城怎么会变成废墟的？回答是：郭氏统治者喜欢善良有能力的人而讨厌恶人。这就让齐桓公迷惑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怎么反而使国家败落了呢？那人的解释是：虽然喜欢善良的能人，却不能亲近他们，采用他们的意见；讨厌恶人，却不能远离他们。所以最后给国家带来了灾难。于是齐桓公回去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，管仲就问他：“其人为谁？”齐桓公说：“不知也。”管仲就问他：你这样做，不是和郭氏一样吗？于是齐桓公把那人找来，给予了他奖励。

《元和姓纂》说：“周文王季弟虢叔，受封于虢，或曰郭公。”周武王封叔叔姬仲于东虢(今河南荥阳县东北),另一个叔叔姬叔为西虢（今凤翔），青铜器“虢季子白盘”铭文记载：十又二年，虢季子白“搏伐玁狁，于洛之阳。”当在周宣王时。周幽王时郑桓公与周太史伯商定了郑国的出路，就是灭虢、郐二国。郑桓公死后郑武公东迁至新郑，完成了这个计划，所以《郑伯克段于鄢》说：“制，严邑也，虢叔死焉。”

东虢后裔虢序又被周平王复封于夏阳（今山西平陆县），建立北虢国。《左传》僖公二年，晋献公假道灭虢，“灭下阳”。上阳(今河南三门峡陕县李家窑)，为南虢，僖公五年(前655)八月，“晋侯围上阳”，冬十二月“晋灭虢”。部分西虢后裔与羌族人在陕西宝鸡又建了一个虢国，史称小虢，《史记》秦武公十年：“初县杜、郑，灭小虢”。

    贾谊在《新书》中，总结虢国的灭亡的主要原因是：虢国国君骄恣自伐。说他：“谄谀亲贵，谏臣诛逐，政治糗乱，国人不服。”晋国的军队打来时，虢国人当然就不愿意卖命了。弃城而逃的虢君口渴了，车夫给了他清酒；饿了，车夫给他好吃的。虢君不禁高兴起来，问道：到了这种地步，怎么还有这么多吃喝的？车夫说：“储之久矣。”这就不免又让他觉得奇怪了，问道：“何故储之？”回答是：“为君出亡而道饥渴也。”难道事先就知道会如此下场吗？那么：“知之何以不谏？”于是车夫讲了实话：“君好谄谀而恶至言，臣愿谏，恐先虢亡。”早说了，恐怕早就没命了！但他至此还不觉悟，还要对车夫“作色而怒”！车夫见势不妙，立即改口帮他分析说：“君之所以亡者，以大贤也。”既然大贤，怎么反而亡了国呢？车夫继续说：“天下之君皆不肖，夫疾君。君子独贤也，故亡。”这才让他又高兴起来，还感叹道：“嗟乎！贤固若是苦耶？”可怜他死到临头，还要听谄谀之言，最后落得了一个“遂饿死，为禽兽食”的结果。

   而作为胜利者的晋文公，也在思考虢国亡国的原因，一天，他在虢国故地问一个老人：“虢之为虢久矣，子处此故矣，虢亡其有说乎？”回答是：虢君既无决断，又不能用人，这就是他亡国的原因。晋文公回去时，把这事告诉了遇到的大夫赵衰，和管仲一样，赵衰问他：“今其人安在？”晋文公说：“吾不与之来也。”赵衰说：“古之君子，听其言而用其人，今之君子，听其言而弃其身，哀哉！晋国之忧也。”于是，晋文公也和齐桓公一样，找到那个老人，给了他奖励。而齐桓公和晋文公都因为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，都成了春秋五霸之一。

    到了东汉时，桓谭的《新论》中，对郭氏亡于“善善而恶恶”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他说：“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。”的结果是：“彼善人知其贵己而不用，则怨之；恶人见其贱己而不好，则仇之。夫与善人为怨、恶人为仇，欲毋亡得乎？”虽然看重善人，却敬而远之，不让他们发挥作用，他们自然不是隐退就是跑到别处去了，看到政治成了几个恶棍在一起做的游戏，当然不愿意参与其间；恶人知道自己终究是被鄙视的，他们深知：自己只不过是一时得到了做坏事的许可，那么还有什么顾忌？

    曹操就说过：“进取之士，未必能有行；有行之士，未必能进取”，以为即便是恶人，只要在某一方面有长处就行。而那些本来不可能有资格担当重任的人，一旦有了权力，自然是小人得志无所不用其极了。然而，他们的无原则，无所顾忌，虽然看似可以像奴才那样易于使唤、利用，但最终的失控却也是难以避免的。因为这是一笔需要不断追加意外投入的交易，最终总是大大超出了最保守的预算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1年4月19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