伯嚭是吴国的太宰，《史记》等书都说越国灭了吴国，就把伯嚭杀了。可是，《礼记•檀弓》说：陈国也有个太宰嚭。《左传•哀公二十四年》又说：吴国灭亡二年后，又出现了太宰嚭的名字！这样，有人就发现在历史同一时期，出现了三个太宰嚭。于是明人笔记《识小录》认为“越王入吴而诛宰嚭俱非实录。”勾践和吴王夫差一样，继续在宠任这个谗佞之臣，甚至怀疑文种被杀，也与他有关。

    孔颖达说：陈国的太宰嚭“与吴太宰嚭名号同。而陈太宰博闻强识。多有所言。两大宰嚭何忠侒星渊哉。”但三个太宰嚭其实是同一人。《礼记•檀弓》具体记载吴侵陈事：“陈太宰嚭使于师。夫差谓行人仪曰：‘是夫也多言，盍尝问焉?师必有名，人之称斯师也者，则谓之何?’太宰嚭曰：‘古之侵伐者，不斩祀，不杀厉，不获二毛。今斯师也，杀厉与?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?’曰：‘反尔地，归尔子，则谓之何?’曰：‘君王讨敝邑之罪，又矜而赦之，师与，有无名乎?’”陈依附于楚，伯嚭和伍子胥都是在楚国受迫害而逃到吴国一心想报仇的人，夫差出兵，伯嚭也可能随军，他自然不会为陈国讨一个吴国出师的正当名义。如果是陈国有太宰嚭来出使军前，则两个太宰嚭碰到了一起，而当时使者又称“行人”，这里既有“行人仪”，又有陈太宰嚭就不好理解了，所以《容斋随笔》说：“按嚭乃吴夫差之宰，陈遣使者正用行人，则仪乃陈臣也。”之所以出现陈太宰嚭应是错简之讹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“陈行人仪使于师，夫差使太宰嚭问之”。同书还说：“忠宣公作《春秋诗》引斯事，亦尝辩正云。”看来陈国的太宰嚭是不存在的。

    伯嚭的父亲郤宛，是楚王左尹，他为人耿直，贤明有能，深受百姓爱戴，因此受到了少傅费无忌的忌恨进谗，被贪得无餍的楚令尹(国相)子常所杀，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也因为费无忌的诬陷而被杀，他们都来到了吴国，并报了仇。

    公元前494年，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，大夫文种向勾践献谋说，吴王敬畏子胥而亲信伯嚭，打通伯嚭的关节，则和议事成。此时的伯嚭俨然已是吴王的大管家，文种点明议和后对伯嚭的好处，若和议事成，越王并非委身于吴王，而是委身于太宰。那么越国所有贡献，都先经过太宰，再进入王宫，那太宰就可独揽越国的财富了。这是何等的诱人！但出卖国家利益的卑鄙行当也是很危险的，一旦对方和盘托出，是要冒杀头风险的，唯一的方法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于是，越王“率众以朝于吴，而以重宝厚献太宰嚭，嚭喜，受越之赂，爱信越殊甚，日夜为言于吴王，王信用嚭之计，伍胥大惧。”最后，他不仅害死了伍子胥，并一直到把吴国弄到亡国才罢，这是明眼人都早已看出来的。孔子弟子子贡说：“太宰伯嚭用事，顺君之过以安其私，是残国之治也！”《吕氏春秋》也说：“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宰嚭，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，不审也，故国亡身死也。”这样的一个伯嚭，按理说，就“重宝厚献”的屈辱这一条，勾践也不会放过他，然而事情未必都会按常理而行。越灭吴的成功，让勾践难逃傲慢与恐惧的荒诞，于是范蠡悄然离开了，文种被自杀了。子贡曾说：“太宰嚭用事，顺君之过以安其私，是残国之治也。”但恶人需要和恶人结伙，此时在勾践眼里，伯嚭无疑是合他心意的人。

   《左传•哀公二十四年》是这么说的：“公如越，得太子适郢，将妻公，而多与之地。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，季孙惧，使因太宰嚭而纳赂焉，乃止。”二十四年前越国“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以行成”是文种具体实施的。吴国亡于鲁哀公二十二年，两年后鲁哀公来到越国，受到越太子适郢的拉拢，一方面要嫁越女给鲁哀公，一方面要“多与之地”。越国要向北扩张，鲁哀公要借助越国的力量，去对付鲁国国内日益强大的季孙氏势力。季孙氏得到消息后，阻止了他们的结盟，所以，所谓“使因太宰嚭而纳赂”，是使用了向太宰嚭行贿的方法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2年7月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