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经典《大学》说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历来对于“明明德”有不同的解释，往往让人不得要领。朱熹等人都把“明德”理解为“虚灵不昧”的心体，认为“明明德”即是发明此本有的心性，因此有人说：通过修行，使“明德”显明于心，并同时使这种本有的性得以呈现于心。不过《大学》中的顺序却正好与此相反，它说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，欲齐其家者。”儒家要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才能最终达到天下“明明德”的理想境界。绕了一大圈，反而令人糊涂，不如说明德，就是应该明白“道”，明明德，就是要明白坚持按照应该怎么做的去做，而不是总想着要自欺欺人，明明知道不该做的偏要去做。程颐把“亲民”改成“新民”，朱熹继之，就让王阳明大为不满，他在《书赵孟立卷》中说：“郡县之职以亲民也，亲民之学不明，而天下无善治矣......明其明德以亲民也......亲民以明其明德也。”未亲民却要新民，哪里还有明明德？一定段时段的至善，也可能是个谬误，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，至善才渐近于真理。真理只是个假说，弗雷泽说:“只有不断地检验假说，剔除错误，真理才最后明白了。归根结蒂，我们叫做真理的也不过是最有成效的假说而已。”假说只能在特定时段内蒙骗了无知者。所以需要不断追寻的至善，这同时也在不断明明德，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大智慧。

   《蒿庵随笔》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：池州士人杨长年为了进谒两江总督曾国藩，写了一篇《不动心说》呈上，说：“今置我于粉白绿黛之侧，问：‘动心乎？’曰：‘不动！’今置我于红蓝顶戴之傍，问：‘动心乎？’曰：‘不动！’”曾的幕僚李鸿裔见了，在文后批道：“白粉绿黛侧，红蓝顶戴傍，万般都不动，只要见中堂。”来讽刺他的虚伪。结果，李鸿裔反而被国藩怒斥为“狂悖！”李鸿裔不服，与他争起了名与实的问题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：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情，却偏要去做，甚至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回事，而他人对这种事，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。

      陆贽的《翰苑集》说：“名近虚而于教为重，利近实而于德为轻。”杨长年只要见中堂的逐利目的不言而喻，却偏要用假道德来忽悠人，不过，忽悠住了很多人的事，也是时有发生的，只不过这种骗人的“名不正”一旦被点破，就很恶心了。正如《大智度论》所说：一个婆罗门到了不净国，以为只吃白面饼可以无虑，吃了几天后发现饼变味了。于是送饼老母解释说：“我大家夫人隐处生痈，以面酥甘草拊之。痈熟脓出。和合苏饼。日日如是。以此作饼与汝是以饼好。今夫人痈差。我当何处更得？”原来他一直在吃这么恶心的东西！这样怎能不让这位明白了真相的婆罗门呕吐不止？但不净国人的“本我之心”就是不净，他们并没有忽悠人的意思，而是那个婆罗门自己并没有“虑而后能得”，才产生了如此恶心的结果。而《淮南子》说：“楚人有烹猴而招其邻人，以为狗羹而甘之，后闻其猴也，据地而吐之”的故事，则完全是事后明白了被忽悠之后的恶心。

   小学和大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概念。读书必先识字，鲁迅《书信集．致曹聚仁》说：“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。”就是指文字章句之学。自西汉刘向、刘歆父子以后，隋唐时期开始将为文字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统称为小学。《汉书．礼乐志》说：“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，立大学以教于国。”与小学相对的大学之道，就是读书目的：“物格而后知至”，明白事物的真相。所以，可以这样理解：最广大人群利益为基础的普世价值观，而不是部分类似于不净国中人的价值观，就是“明德”，也就是最基本的道德观。它不是明明知道要为政清廉，真正做的时候，就将它置之脑后了；明明知道撞伤了人首先需要救治，而自己撞了人就逃逸。所以顾炎武说：“凡人之动心，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时也，枉道事人，曲学阿世，皆从此而始矣。‘我四十不动心’者，不动‘行一不义、杀一无辜而得天下，有不为也’之心。”这种“明德”是需要不断发扬光大的，所以叫做“明明德”。正确的普世价值观的褒扬，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，当它被社会最广泛地接受并贯彻到了大家的行动中，也就到达了“明明德”的理想社会，儒家用以达到的途径，就是修、齐、治、平。问题是：不是为了掩盖自己获取利益的忽悠，“明明德”不仅是目的，也是出发点。关键就看能不能、肯不肯真正做到亲民，而不是用自己也还没有想明白的，或者要掩盖私心的东西去忽悠他们。正确的指导思想明确以后，具体的实践，就在于不断积极地寻求最合理的“止于至善”了，其目的和手段，都在于真心为了发挥最广大人群的积极性，从而使社会健康地持续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