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说性善。可是《尚书·大禹谟》谓：“人心惟危”，所以荀子认为：“人之性恶，其善伪也。”并且说：“无性则伪之无所加，无伪则性不能自美。性伪合，然后成圣人之名。”人性“材朴”，能算善吗？庄子说：“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，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，而害天下者多。” 韩非子的观点是，人类是自私的，基于自私而采取一切行动，这才是生物的本能。农民失去了在不利于自己的土地，在公有土地上耕作欲望骤减，天生利己的性是“恶”，而应对“恶”的方法，就是用“法”。事实上，儒家的道德感化，在权力面前是无力的。杨雄说的人性是善恶相混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说人的本性是善，是和平利他的，只是令人愉快的幻想，把幻想说成真实，把希望这样与现实就是这样模糊混同起来，更容易得到安慰，自欺欺人。

但有关性善恶的争论，就一直延续着。孟子性善的根据是人皆有测隐之心，以及羞恶之心、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，所以“人无有不善”。然而羞恶、恭敬、是非之心的善恶标准，也是因人而异的，就是测隐之心，也是出自省身自警的本能，并不能说这就是仁的表现，等到看清了井圈上玩的婴儿是仇家之子以后，测隐之心也就不同了。所以孔子也不过说了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，然而原始社会的性相近，事实上更残酷、危险。告子认为性无善恶，“食色性也”那是动物性的本能。什么样的人和物，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就会有什么样性的表现，其基础是生命的延续。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，认为有“圣人之性”、“中民之性”和“斗筲之性”，这显然是为上层服务的。唐朝思想家李翱，则提出“性善情恶”说，把性与情做了区分。张载把性分为至善的天地之性，和善恶混杂的气质之性，似乎也未必说清楚。

孟子是儒家的“亚圣”，他的言论一向以善辩著称，但他的善辩却多有偷换概念，似是而非之嫌疑，也有不少论点令人难以接受，比如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唯送死可以当大事”之类。所以早在汉代，王充就写了《刺孟》篇，抓住其中孟子言行不一，前后矛盾，答非所问，阴阳两面，无理狡辩的地方，逐一进行揭露和驳斥。到了宋代，“骂孟子”不仅成为市井谈资，还出现了何涉的《删孟》、李覯的《常语》、苏軾的《与孟子辩》、陈次公的《述常语》、刘原父的《明舜》等贬斥孟子的文章。元人白珽的《湛渊静语》中引倪公思的话说：“司马温公乃著《疑孟》，何也？答曰：盖有为也。当是时，王安石假《孟子》大有为之说，欲人主师尊之，变乱法度，是以温公致疑於《孟子》，以为安石之言，未可尽信也。”宋人骂孟子，虽然多少与王安石喜欢孟子有关，但与孟子论辩中强词夺理的特征，也是有很大关系的。

到了唐朝，韩愈要强调道统，批评荀子为“大醇而小疵”，宋朝理学家就对荀子批评得厉害了，朱熹说：“不须理会荀卿，且理会孟子性善。”二程以为荀子“才高学陋”还说：“荀子极偏驳，只一句性恶，大本已失。”《孟子》中告子与孟子有关性的争论来说，告子说：“性，犹杞柳也；义，犹桮棬也。”即人性和天然的杞柳一样，没什么善恶之分，经过了加工，柔软的杞柳才能成為有用器具的桮棬，仁义也是人经过后天的培养才能产生的德行。可是孟子却偷换了概念，把议论扯到了“顺杞柳之性”和“抑制杞柳之性”的问题上来了，他说抑制杞柳之性而做成桮棬，不就等於说是抑制人的本性来达到仁义吗？紧接着就给告子扣上了，“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”的罪名。杞柳的柔软是它的性，但经过加工，可以做成善的桮棬，谁又能保证不可以做成恶的，甚至是杀人放火的器具呢？怎能道清两者究竟何为顺了杞柳之性，何为抑制了杞柳之性？孟子自己也说：“富岁子弟多赖，凶岁子弟多暴。”吗？那么性善又从何说起？

 和“义”一样，《中庸》：“言必行，行必果。”孟子却说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。”言必行，行必果，是对下层的要求，“大人”可以不择手段，因为“义”和“善”都可以用自己的标准去界定。因此性善性恶都是极端思维的产物。究竟性善还是性恶，就像究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说不清楚，善恶一体，按照佛家的说法就是“不二”的。

　《清山道话》里有个李覯讨厌孟子的故事：某位读书人知道他不喜欢孟子，于是专门写了几首咒骂孟子的诗歌，前往李覯府上混饭吃。当李覯读到关於舜的：“完廩捐阶未可知，孟子深信还可痴，丈人方且為天子，女婿如何人杀之”诗句时不禁大喜，马上将此人奉为上宾。他们一边举杯痛饮，一边切磋“骂孟”心得，“流连数日，所谈无非骂孟子也”。在尧的时代，就是舜的父子、兄弟之间，不是也没有表现出什么“性善”吗？

　孟子：“当今之世，捨我其谁！”的精神固然可嘉，他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思想也极其可贵。但正如他一边说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，紧接着又说：“由周而来，七百有余岁矣”的矛盾一样。孟子不顾孔子崇拜尧、舜、周公的事实，说：“孔子贤于尧、舜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。”在回答齐宣王提问时，又说：“仲尼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者。”可是孔子却明明说过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还说：“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”齐桓公的事，不就是管仲的事吗？性善说也是如此，正如李贄所说，孟子是将自己错误的己见，作为了绝对真理的“定说”，并用它来抵制并覆盖所有其他人的“众说”。这样自以为是的偏执，为后儒树立了一个独断专横、强词夺理的坏榜样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2年5月22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