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的动物性本能，往往使统治者忍不住要为所欲为，同时也使他们越来越变得腐朽无能。而随着周朝中下层贵族主观能动性的不断觉醒，使权力金字塔结构逐渐到了崩塌的边缘。看到这种变化的孔子，却想要用“正名”为没落的统治寻找政权合法性依据，开历史的倒车。

     “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名与实也不可能都相符，等级制度在实力面前是苍白无力的。子路曾问孔子：如果卫君让你从政，你将从何入手？孔子说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但子路还是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”诸侯、家臣形成的新兴实力集团，谁还那么在意这个已经虚幻了的等级制度？

     卫灵公那位名声不好的美夫人南子，让孔子去见她，无非是想利用这位名人，为自己背书，显示自己的权威。如果不去，就得不到在卫国从政的机会，当然也得不到那份“禄之如鲁”的收入，而这显然不是名正言顺的事。但孔子也说过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，小人哉！”经过君子的一番权衡，“正名”也就变成了变通。子路当然很不满意，结果弄出了孔子向子路发誓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的滑稽场面。如果说这是小范围的屈辱，那么接下来卫灵公和南子坐一辆车在前面招摇过市，让孔子坐的在后面跟着，就终于让孔子脸上挂不住了，于是只好埋怨卫灵公道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悻悻然离开了卫国。

    卫灵公的长子蒯聵就更不屑于“正名”了，他也不能忍受南子的专权，就和部下戏阳谋杀南子。这种事无论成功与否，戏阳都不会有好果子吃，所以大概是后悔了的戏阳迟迟不肯动手，南子觉察到了蒯聵对戏阳的一再示意，就大叫“太子欲杀我！”这就触怒了卫灵公，于是蒯聵只好出逃了。接着卫灵公想让小儿子郢继位，但郢不愿意蹚这个浑水，就让蒯聵的儿子輒继了位，称为卫出公。流亡在外的蒯聵却要夺儿子的权，而此时子路正在卫国权臣之一的孔悝家做家宰。按照嫡长子继承的规矩，蒯聵出逃，他儿子是卫灵公的长孙，做卫君也是名正言顺的，但蒯聵又是卫出公的父亲，子路站在哪一边也不能算名正言顺。

    晋国的赵简子让孔子的老对头阳虎帮助蒯聵回去夺权，可是“卫人闻之发兵击蒯聵。”既得利益集团不愿他回国。但孔悝的母亲是蒯聵的姐姐，丈夫死后，她喜欢上了英俊的仆人浑良夫，就派浑良夫去见蒯聵，蒯聵答应，如果他们设法让自己回去抢君位成功后，浑良夫可以“乘轩免三死”，并且承认他与孔悝之母的婚姻。于是他们化装成女人来到了孔夫人家里，在孔夫人“杖戈而先”的带领下，他们劫持孔悝到了召见群臣的高台上。子路闻讯赶来，遇到了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羔。《文选．通幽赋注》说：“卫蒯瞶乱，子羔灭髭，衣妇人衣逃出。曰：‘父子争国，吾何为其间乎？’孔悝求之不得，故免于难。”《论衡》说：“子贡灭须为妇人，人不知其状。”不知道子羔是不是向这位大师兄学了这一招。总之，他溜了。

    子路介绍子羔来卫国做另一权臣季氏做费邑宰的时候，曾经与孔子发生过争论，孔子认为子羔虽然本质很好，但骤然让他治民，恐怕会变成“贼夫人之子”做了坏事。子路不以为然，说：“有人民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？”学问不一定都从书本上来。他没有被过度洗脑，所以“正名”那一套理论，他是不太相信的。

   在这次尷尬的相遇中，子羔的态度是：“不及，不践其难。”不肯与子路联手。但子路却是孔悝的家宰，他的态度是：“食焉，不辟其难！”还讥讽脚底抹油所谓公孙敢说：“是公孙也，求利而逃其难。”子路则要“利其禄，必救其患！”上层下层本来就是一种利益的捆绑，反之，徒有其表的上层统治，不为下层带来利益以后，再“正名”也得不到广泛的支持了。

     子路乘着有人进出混了进去，对蒯聵说就是杀了孔悝，必定还会有继续反对你的人。抢了一个国君之名，也是徒劳的。孔悝以外不是还有季氏等实权派吗？说了此话，他还以为蒯聵无勇，只要放火烧那个高台，蒯聵就一定会放了孔悝。但慌乱中，蒯聵让石乞、孟黶两个人拿着戈去对付子路，打斗中子路帽缨被割断，于是子路“君子死，冠不免，结缨而死”了。我猜想：这时六十多岁的子路，一定已经伤得不轻了，他是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，才戴好了那顶插了野鸡毛的帽子的。《礼记》说：孔子对于子路之死的反应有点过头，他是：“哭子路于中庭，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。”毕竟他失去了一位能让“恶言不闻于耳”弟子，违反一点自己标榜的礼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至于子路的做法，是不是名正言顺？则未加评说。只是听说子路被：“醢之矣。”他就让人“覆醢”，不忍心再看到肉酱了。至于蒯聵，则果然在三年后，又不得不出奔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2年10月2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