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记载墨子只有很短一段话：“盖墨翟，宋之大夫。善守御，为节用。或曰并孔子时，或曰在其后。”清末孙诒让说：“墨氏之学亡于秦季，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。太史公述其父谈论六家之恉，尊儒而宗道，墨盖非其所憙。”明人陈全之在《蓬窗日录》中说：“墨子之德至矣，而君子弗学也，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。”《路史》说：“宋成公子墨台之后,墨台也曰墨怡，怡音台。墨台的后裔有简化为墨姓者。”司马迁说墨子是宋之大夫，是有根据的。《广韵》：“夷”字注，认为是宋公子目夷后。“目夷”也作“墨夷”、墨怡。钱穆说墨子可能是劳工出身。当时的劳工多由俘虏和罪犯充当，俘虏和罪犯一定要受“墨刑”，也就是在皮肤上刺字。如果墨子果真出身卑微，那么他老人家可能没有姓，因为当时只有贵族才有姓，“墨”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，类似于称墨子和他的门徒为“劳工阶层”。但东汉王符《潜夫论·赞学》载：“故志曰:黄帝师风后......禹师墨如”，孤竹国先人就是商部族墨氏一支。《吕氏春秋》载：“高何、县子石，齐国之暴者也，指于乡曲,学于子墨子。索卢参,东方之巨狡也,学于禽滑黎。”但儒家也有“子张，鲁之鄙家也；颜涿聚，梁父之大盗也，学于孔子。段干木，晋国之大驵也，学于子夏。”不能因为学生曾经是“刑戮死辱”之人，就推断墨子是受过墨刑的人。

仓颉造字令神鬼也惊慌失措，虽然文字大大促进了文明进步，但其原始的卜辞，却是为了彰显权力。儒家背后有王权，而平民意识强的墨家，却是先秦诸子中最符合“人的全面发展”要求的一家。要说是否“正道”，则要看他站在什么立场上。当时显学“非儒即墨”，墨家站在平民的立场上舍身救世。墨家称“子墨子”，列子也称“子列子”，与称“夫子”的儒家，形成不同阵线。

   《墨子》载，墨子曾见过晚年的楚惠王，还与“子夏之徒”有过对话，还有“巫马子”，应该也是孔子弟子巫马期。墨子稍晚于孔子，对于儒家知之甚深。《墨子·非儒》记载孔子遭遇了齐景公对他“敬见而不问其道”，于是“孔某乃恚，怒于景公与晏子”，他把著名谋士范蠡，弄到了田常门下。齐景公死后，他“间齐将伐鲁”，还让弟子子贡去齐国劝田常伐吴，并让齐国有势力的高、国、鲍、晏四家，不要阻止害田常之乱！弄得“三年之内，齐、吴破国之难”，最终是田氏代齐，断了姜太公的香火。墨子点了孔子的穴，孟子大骂：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；无君无父，是禽兽也。”之后“天下之学，不归杨则归墨”。但在儒家数千年占据主流之下，墨家持续遭受了打压。科学地认识历史，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，清醒地展望未来，至今对于墨子，显然还有很多研究，以及发扬光大其坚韧而无私奉献社会精神的余地。

    鲁迅说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拚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，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墨子埋头苦干，是全身心的付出。首先是坚定的志向和济世的自信：“志不强者智不达；言不信者行不果。”庙堂的进退不是他们的追求，所以“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究其情；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。彼有自信者也。”墨子讲究的是务实，“慧者心辩而不繁说，多力而不伐功，此以名誉扬天下。言无务多而务为智，无务为文而务为察。”察，是深邃的洞察力，不是浅薄者的自以为是，自赞自夸。“君子以身戴行者也。思利寻焉，忘名忽焉”，“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还踵”，《吕氏春秋》载：“墨者钜子孟胜，善荆之阳城君。阳城君令守于国，毁璜以为符，约曰：‘符合听之。’”结果因为楚悼王死了，吴起变法因而失败，阳城君参与了贵族们的杀吴起箭中悼王尸。“阳城君走，荆收其国。”孟胜自然得不到阳城君的璜符了。但“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，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，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。死之，所以行墨者之义，而继其业者也。”为了墨家的集体荣誉，孟胜和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都义无反顾地守信而死了。

墨家“多以裘褐为衣，以跂蹻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”，只要有利于天下就足够了。《吕氏春秋》载：墨者有钜子居秦,其子杀人,“秦惠王曰：“先生之年长矣,非有他子也,寡人已令吏弗诛矣,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。”但“墨者之法曰：‘杀人者死,伤人者刑。’”所以他选择了大义灭亲。墨子也不相信命：“命者，暴王所作，穷人所术，非仁者之言也。”暴王以“命”自欺欺人，下层因“命”而绝望，而人活着总要做点什么，在做的同时激发起生的活力与寄托。仁也不能靠别人施舍，仁政，也须看清，是否天上馅饼，地上陷阱。

  “民有三患，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劳者不得息”。为民请命也是《墨子》的重要内容。他列举说：当今之主，“必厚作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宫室......故左右皆法象之，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、振孤寡，故国贫而民难治也”；“必厚作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......其为衣服非为身体，皆为观好，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，其君奢侈而难谏也”；“必厚作敛于百姓，以饰舟车，饰车以文采，饰舟以刻镂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，故民寒；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，故民饥。人君为舟车若此，故左右象之，是以其民饥寒并至，故为奸邪。奸邪多则刑罚深，刑罚深则国乱。”

  墨子的“尚同”，具有民主集中意义：“闻善而不善，皆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，所非，必皆非之。上有过则规谏之，下有善则傍荐之。”通过各级政长来“尚同”，以达到“上下情请为通。上有隐事遗利，下得而利之；下有蓄怨积害，上得而除之”的目的，他也知道，“天下之为君者众，而仁者寡”。在初民时代，“天下之所以乱者，生于无政长”，有了天子、诸侯等政长以后，这些人又成了乱的根源。解决办法是“尚贤”：“列德而尚贤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则举之。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禄，任之以事。”包括“亲士”，都可以看出墨子所代表的下层，想要得到民主推举，参与国家治理的理想。墨家不追求高官厚禄，但并不反对让贤者富贵，因为不如此不足以令众人尊崇贤者。“尚贤”也是树立好的榜样，就像领头羊，有的是把羊群因向草原；还有一种是将羊群引向屠场。“今王公大人，其所富，其所贵，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也。”这样的榜样，令正人君子羞与为伍，而夤缘谋利者趋之若鹜。实际利益之外，一切可以用来炫耀的东西，都象磁石吸铁那样吸引虚荣的心灵，像百无一用的宝石那样，越是没有能力购买，就越让人想要得到，而不愿与人分享。实际上“尚贤”在世卿世禄的时代，基本上不可能，伊尹、傅说的成功，只是极偶然的特例，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例外一样。而贵族官僚，“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喑，远臣则吟，怨结于民心。谄谀在侧，善议障塞”则是常态。权力的傲慢压倒常识，即便知道政策存在致命缺陷，神圣化了的既得利益，也会让他们保持沉默。

   墨家“上表于古者圣王之事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，废（发）以为刑政，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”，看是否有利于民是对的，但墨子处处以传说中的大禹为榜样，而传说常常出于无能为力的幻想，如此大规模的大禹治水，即便在当今条件下，花近十年时间也难以完成。然而神话被完善成不可企及的向往，还有墨子尊天明鬼，也是要借助神秘的力量。也许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局限性，可是每个人心中多少会有些宗教式的情怀，有的时候也是不可或缺的，特别是在无奈的情况下。但理想的绝对平均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。《庄子·天下》：“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墨翟、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……生不歌，死无服。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，其道不怒。又好学而博，不异，不与先王同……墨子虽独能任，奈天下何……南方之墨者若获、已齿、邓陵子之属，俱诵《墨经》，而倍谲不同，相谓别墨。” 理想很美好，但即便有绝对服从的严密的组织纪律，也不是的爱人，不可能持久。

   儒家要到庙堂去，墨家却要到民间去。“今天下无大小国，皆天之邑也；人无幼长贵贱，皆天之臣也”，以及“兼爱”、“赖其力者生，不赖其力者不生”，在某种程度上都指向了文明的精神。野蛮暴虐的不平等把一切令人愉悦的东西给了一些人，同时也给了他们傲慢无知；不平等也把一切令人不快的东西给了一些人，同时也给了他们自强不息的努力。“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”中，少数人以制造不平等而存在，多数人以反抗不平等而存在，更多的人则是不存在的存在，而人生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不断寻找人生的意义，墨家就是在积极行动中，实现了存在的意义。在此基础上的提出的“节用”，“节葬”、“非乐”，“非攻”等一些列富国富民、珍惜资源、安定社会的理念，也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。被李约瑟赞叹：“墨家的科学水平超过了整个古希腊”，就更不用说了。可惜数千年王权统治下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知识界，并不怎么关心这些“末技”，不然中国的科技水平，沿着墨家的成就发展，绝对不至于长期落后于西方，以至于弄到要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的地步。墨子精神的核心，就是文明进步，需要激发起最广泛民众的创造激情。

2020年10月25日纪念墨子诞辰2500周年“墨子杯”文学作品有奖征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