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有不一致的地方，比如<燕世家>说燕照王是太子平；<赵世家>又说是公子职，出土文物证明是公子职。这很可能是司马迁对不同的材料所作的处理。见一些辞书把“一鸣惊人”的出处归在齐威王、淳于髡名下。但我们知道，早在齐威王之前，楚庄王和他的大臣伍举，就有过这个故事了，两者相距二百多年。《韩非子》就有记载：“楚庄王莅政三年，无令发，无政为也。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：‘有鸟止南方之阜，三年不翅，不飞不鸣，嘿然无声，此为何名？’王曰：‘三年不翅，将以长羽翼；不飞不鸣，将以观民则。虽无飞，飞必冲天；虽无鸣，鸣必惊人。’”《吕氏春秋》也说是楚庄王，谏者是成公贾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记载得更详细：楚庄王即位后三年无所作为，还发话说：“有敢谏者，死无赦！”于是伍举冒死进谏，正逢楚庄王左抱郑姬，右抱越女，坐钟鼓之间。伍举用他喜欢的隐语对他说：“有鸟止于阜，三年不飞不鸣，是何鸟也？”庄王答：“三年不飞，飞将冲天；三年不鸣，鸣将惊人！”同时，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也记载说：“淳于髡，齐之赘婿也。长不满七尺，滑稽多辩，数使诸侯，未尝屈辱。齐威王之时喜隐，好为淫乐长夜之饮，沉湎不治，委政卿大夫。百官荒乱，诸侯并侵，国且危亡，在于旦暮，左右莫敢谏。淳于髡说之以隐曰：‘国中有大鸟，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又不鸣，不知此鸟何也？’王曰：‘此鸟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；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’”楚庄王和齐威王都有一个喜好隐语的特点，所以淳于髡不过是重新演绎了一回伍举的故智，这在司马迁眼里显然是很清楚的。清人赵翼的　《陔余丛考》指出了司马迁多处失于稽考，比如：“《淳于髡传》末云：‘其后百余年，楚有优孟’。孟乃楚庄王时人，在淳于髡前二百余年，反云孟在髡后百余年。”但“一鸣惊人”的故事因为太有名，司马迁不至于张冠李戴，之所以出现两次，不是历史偶然的重复，就是不同传说的俱存。杨雄《法言》：“多爱不忍，子长也......子长多爱,爱奇也。”拒绝平庸，好奇，是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特点，有奇异的事他总是爱写下来的，哪怕只是传说。所以《唐子西文录》说:“司马迁敢乱道却好，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。”

     楚庄王和齐威王除了都喜欢隐语外，还同样淫乐、无政为，之后又都很有作为，但那并不是所谓浪子回头，而是在刚上台时，经历一个暗中考察、谋划、准备的过程。毕竟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，必然会受到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，采用什么政策、依靠什么人才？不仅决定了这个政权究竟在为哪些人谋利益，还决定了是否能够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。果然《韩非子》说楚庄王的行动是：“处半年，乃自听政。所废者十，所起者九，诛大臣五，举处士六，而邦大治。举兵诛齐，败之徐州，胜晋于河雍，合诸侯于宋，遂霸天下”了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则说他：“所诛者数百人，所进者数百人，任伍举。苏从以政，国人大说。”而齐威王也是：“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：‘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毁言日至。然吾使人视即墨，田野辟，民人给，官无留事，东方以宁。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。’封之万家。召阿大夫语曰：‘自子之守阿，誉言日闻。然使使视阿，田野不辟，民贫苦。昔日赵攻甄，子弗能救。卫取薛陵，子弗知。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。’是日，烹阿大夫，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。”其结果是：“遂起兵西击赵、卫，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。惠王请献观以和解，赵人归我长城。于是齐国震惧，人人不敢饰非，务尽其诚。齐国大治。诸侯闻之，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。”

    楚国向来被中原诸国称视蛮夷，楚庄王使楚国崛起后，曾经象征性地向周定王的使者王孙满问起周鼎的大小、轻重。让王孙满说出了“在德不在鼎”的话。齐威王则不屑于可以照车前后的径寸之珠，而重视人才，并且接受了邹忌的劝谏，下令不论朝廷大臣、地方官吏或老百姓，能当面提出君主过失的，得上赏；用书面指出君主过失的，得中赏；在广众中议论君王过失的，得下赏。于是，一时间门庭若市，但一年以后，就是有人想进谏，也没什么可说了。之所以造成楚国赢得尊严，齐国社会和谐的局面，是因为他们的一鸣惊人，在有意无意间，是在为大多数国人谋利益，而不是一味在追求如何依靠某些利益集团，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享乐与独裁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09年12月1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