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孟子故里转了一圈，想起一直有争议的秦始皇《峄山刻石》，于是上峄山寻访了一番。秦始皇为自己的立石记功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《史记》载：“始皇东行郡县，上邹峄山立石，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。”却没有记载刻石的具体文字。唐人《封氏闻见记》说这块刻石在后魏太武帝登此山时，被“使人排倒”了。以后又经历了几次变故，杜甫就有诗说：“峄山之碑野火焚，枣木传刻肥失真。”据说以后的文字，是按照南唐徐铉摹本重刻的。自从刻了《峄山刻石》，秦始皇刻石的嗜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因此他又“与鲁诸儒生议封禅，望祭山川之事”而上了泰山，立了《泰山刻石》。除了这两个刻石，接下来的《琅邪刻石》、《之罘刻石》、《东观刻石》、《碣石门刻石》都被他刻在了海边，包括最后一块，也是“望于南海，而立石刻”的《会稽刻石》。

   　秦始皇的沿海巡视中，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琅邪，那正是越王勾践胜吴后迁过去的都城所在地。《越绝书》记载：“勾践徙都琅邪，起观台，台周七里以望东海。”虽然《秦始皇本纪》说：“二十五年，王翦遂定荆江南地，降越君，”但是勾践的后代东海王摇，闽越王无诸等人统治的地方仍然存在。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记载：秦始皇使尉屠睢“发卒五十万为五军，一军塞镡城之岭，一军守九疑之塞，一军处番禺之都，一军守南野之界，一军 ...杀西呕君译吁来，而越人皆入丛薄中，与禽兽处，莫肯为秦虏。”南方的百越仍然不肯服从秦的统治。南宋《剡录》载：“剡山为越面……世传秦始皇东游，使人斸此山以泄气。土坑深千余丈，号剡坑山。”《越绝书》还提到，“娄门外力士者，阖庐所造，以备外越。”、“娄北武城，阖庐所以候外越也。”内越和外越仍然是秦国海上的主要威胁，所以他多次到琅邪视察和派人出海，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寻仙求不死药。《汉书》说，“吴越之君皆好勇，故其民至今好用剑，轻死易发。”直到三国时，华覈还说：“江南精兵，北土所难，欲以十卒，以当东一人。”这是不能令人放心的。

  　从北边的碣石门到芝罘、东观、琅邪，加上“立石东海上朐界中，以为秦东门”，再到会稽，就是一条海防线。公元前219年东巡刻石，并“徙徒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”；公元前218年，“登之罘，刻石。”归途中又视察了琅邪；公元前215年，到海防北大门的碣石门；公元前210年东游会稽，又沿海北上到琅邪。他在“铭功会稽岭，驰望琅邪台”的同时，还“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大越故地。”可见他对越人的防范心理，而他曾派徐福两次入海东渡，也显然有寻仙以外的重要目的。

  　《会稽刻石》的特别之处是有一段不一样的文字：“饰省宣义，有子而嫁，倍死不贞。防隔内外，禁止淫佚，男女絜诚。夫为寄猳，杀之无罪，男秉义程。妻为逃嫁，子不得母，咸化廉清。”有人说这反映了他的贞节观，以及之所以杀吕不韦，鄙视生母的心迹。顾炎武则认为：“《吴越春秋》有谓勾践‘以寡妇、淫泆过犯，皆输山上；士有忧思者，令游山上，以喜其意。’当其时盖欲民之多，而不复禁其淫。传至六国之末，而其风犹在。故始皇为之厉禁，而特着于刻石之文。”但两者都忽略了越人在多次大规模征战以后，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，以及他们卧薪尝胆，卷土重来的特色。秦始皇自家的心事，何必写到越地去？禁其淫佚，越人比不上齐人的女闾七百，为什么一定要写到越地去呢？那是想尽可能地减少越人的有生力量，而且还极具侮辱性地用了“寄猳”这个词语。

　 秦七刻石现在原物仅存《琅邪刻石》十三行残碑一块，为二世诏书及从臣名，计八十四字。秦亡后，刻石被凿破扔入了海中，到了近两千年后才被捞起，现存国家博物馆。而《琅邪刻石》还透露了一个有意思的信息，虽然秦始皇说了：“天下共苦战斗不休，以有侯王。”但秦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，还是有封侯的，所以碑文提到的随从人员中有：“列侯武城侯王离、列侯通武侯王贲、伦侯建成侯赵亥、伦侯昌武侯成、伦侯武信侯冯毋择”等人，这些列侯和伦侯的排名还都在“丞相隗林、丞相王绾、卿李斯”之前。以后秦二世也封赵高为“武安侯”。颜师古说：秦制第十九级的关内侯“言有侯号，而居京畿，无国邑。”但对照秦始皇至死还留一块小地方让卫国延续下去的情况，他让几个地位高于丞相、卿的列侯存在封地，也是可能的。几个强人在一起，不分给他们一点好处，谁给他卖命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