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，会让人产生不少疑问。比如，这是一封私信，是谁把他变成了公开信之类。《汉书司马迁传》说司马迁“既被刑之后，为中书令，尊宠任职。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，责以古贤臣之义。”所以司马迁写了这封回信。信中解释说，之所以这么久没有回信，是因为“会东从上来”，是跟着皇帝东巡去了，然后又被一些庶务耽搁了。查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，在司马迁写这封信之前，汉武帝的最近一次东巡是太始四年（公元前93年），而回信却是二年后的征和二年（公元前91年）了，此时离李陵事件已有六年，司马迁宫刑后出狱也已有三年了。和二年七月，太子受诬被杀，事后汉武帝反悔，任安获罪入狱，而且在“抱不测之罪，涉旬月，迫季冬，僕又薄从上雍，恐卒然不可讳”之时，也就是他的临刑之前，接着司马迁又要随汉武帝去上雍，所以是两人诀别的时候了。任安的信中“责以古贤臣之义”，是让司马迁“慎於接物，推贤进士为务。”而司马迁在这个时候回信，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没有一言涉及任安当时的处境！

     清人包世臣在《艺舟双楫·复石赣州书》中说司马迁的《报任少卿书》“二千年无能通者。”他自认为读懂了。日前，听一教授讲《汉书》，说是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公道话后受了宫刑，这回不愿在汉武帝面前再冒险为狱中的任安开脱了。但他们提到的司马迁“讳言少卿求援”之事，却没有任何根据。任安在狱中曾向司马迁求援，也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想像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司马迁的信中强调自己并不以为“素非相善也，趣捨异路”的李陵说公道话为不慎，获罪后又因“家贫，财赂不足以自赎，交游莫救，左右亲近不为一言。”岂不是在问这时身为益州刺史的故人在哪里？为李凌说话，涉嫌谓汉武帝舅子李广利无能，所以无人敢帮一下司马迁，此次涉及太子，却要司马迁出头，岂不更危险？司马迁担任了中书令，“尊宠任职”后，却要求司马迁“推贤进士为务”，这个贤士难道就是你任安吗？所以“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，无乃与仆私心刺谬乎？”如果变成了报复任安当初不救自己的怨言？如此，这篇文章的意义也就大为逊色了，司马迁也没有必要这么做。

     任安出身贫寒，在做卫青帐下舍人的时候，也曾因有能而饱受坎坷。但在汉武帝与太子的权力矛盾中，既接受了太子的命令，又闭门不出。汉武帝认为“是老吏也，见兵事起，欲坐观成败，见胜者欲合从之，有两心。”这才被关进了监狱等待被处死的。司马迁与他交往的时间也不短，对于任安的死，说什么他也不可能以幸灾乐祸的面貌出现。包世臣对这篇文章，“诵之数十过，则自生疑，又百过当自悟。”那是需要认真思考的，司马迁也一再说自己的行为“难为俗人言也！”、“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。”

文中的关键是，司马迁说他已经初步完成了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《史记》，明确地把“十表，本纪十二，书八章，世家三十，列传七十，凡百三十篇”告诉了任安。这时表置于首篇，与完成后的不同，“仆诚以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？”但此时他救不了任安，也不能救任安。“仆终已不得舒愤懣以晓左右，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”，谁能理解自己“固主上所戏弄，倡优所畜，流俗之所轻也”的积郁和愤懣？

钱穆指出“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”中的“太史公”即《太史公书》，为了完成《史记》，哪怕是做牛做马也都值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