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人的小动作，往往是传播的大题目。匡衡“凿壁偷光”刻苦读书的故事之所以广为人知，与他以后官做到了宰相关系甚大。《西京杂记》中说他先是因为家贫，“邑人大姓文不识，家富多书，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。主人怪问衡，衡曰：‘愿得主人书遍读之。’主人感叹，资给以书，遂成大学。”他去打工时，特意选择了一家藏书丰富的大户人家；到了晚上，“匡衡勤学而无烛，邻居有烛而不逮，衡乃穿壁引其光，以书映光而读之。”《汉书》说他家“父世农夫”，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匡衡显然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。特别在《诗经》的研究上，得到了人们的认同，《汉书》注说他名衡字鼎，所以“诸儒为之语曰：‘无说《诗》，匡鼎来，匡说《诗》，解人颐。’”

　   汉元帝即位后，一改汉宣帝“不甚用儒”的做法，于是，因为得到了与他有着相似经历、同样是“家世以田为业”的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儒臣的赏识，加上车骑将军史高，要利用他的名声抬高自己，而向皇帝推荐了他，汉元帝就封他为博士、给事中。丞相韦玄成病逝后，匡衡接替其位，受封乐安侯，登上了人臣的最高峰。汉元帝认为没有老婆的宦官“精专可信任”，所以事无大小，都让“少坐法腐刑”的石显去处理。但正如盲人的听力会格外地好一样，太监不法的欲望也特别强烈。匡衡辛辛苦苦得来的官位，自然也不能因为要守儒家的说教，而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。于是出现了人格的分裂，“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，不敢失其意。”《容斋随笔》就指出：匡衡“专附石显以取大位”。等到汉元帝一死，见石显的靠山一倒，他又立即对他落井下石，于是司隶校尉王尊就参劾他：“位居大臣位，知显等专权势，作威作福，为海内患害，不以时白奏行罚，而阿谀曲从，附下罔上，无大臣辅政之义。”既然参奏了石显，却“不自陈不忠之罪，而反扬着先帝任用倾覆之徒，罪至不道。”继位的汉成帝不仅没有怪罪他，还表彰他说：“君尊修法度，勤劳公家，朕嘉与君同心合意，庶几有成。”他们之间，不就是几个恶棍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嘛！

　  他在上疏给汉元帝时说：“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，则民不争，好仁乐施，则下不暴，上义告节，则民兴行，宽柔和惠，则众相爱。”大有要皇帝、大臣为民作榜样的意思，可是他的儿子越骑校尉匡昌却“醉杀人”，被关进了牢里。结果被人发现：他的另一个儿子却要和“越骑官属”一起，去从牢里把他抢出来。而封他为乐安侯时，因为地图的差错，在给他封地三千一百顷之外，他还一直冒领着其它四百顷的租谷，十多年后重新勘界，他又百般阻挠、继续强占，终于受到了司隶校尉和少府廷尉的劾奏。汉成帝心里明白得很，君臣正如主仆，仆人多半是想要在主人那里多占些便宜的。不过这回也许是要考虑内部的平衡，而且匡衡年纪也大了，所以让他“丞相免为庶人，终于家”就完事了。

　 匡衡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去改变命运，至今仍然是值得称道的，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一个以儒家自居的人，在他改变了命运以后，世人就不得不追问他的社会的责任了。难道可以像他一样，只是做一只硕鼠，为了凿壁去多偷点仓库里的东西吗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09年3月17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