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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的女婿与外孙

热度 1已有 974 次阅读2022-12-23 01:45 |系统分类:杂谈分享到微信
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提到过妻与子，王莽时还封其后人为“史通子”。不过司马迁之子远不如他的外孙杨恽在历史记载中留下的痕迹多。汉武帝死后霍光辅政，和历次极端的集权统治崩毁后一样，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冒头的机会。同时，司马迁的女婿杨敞又是大权独掌的霍光“厚爱”之人。在短短的十三年中，大位继承者换了三个，杨氏也卷入了三次危机中。第一次上官桀谋反，杨敞得到消息，但“不敢言”的他装病逃避了，虽然因此失去了一次封侯的机会，但不久还是做了丞相；第二次霍光废昌邑王刘贺，杨敞又“惊惧，不敢言。”要不是夫人让他表示支持，恐怕麻烦就大了；霍光死后，杨恽又先得到了霍氏后人造反的消息，他并没有像其父一样胆小怕事，而是及时通报给了汉宣帝，因此被封了侯。这都为《史记》从藏之名山到公开亮相创造了有利条件，杨恽是把它视作相等于《春秋》的。

杨恽是个比较清廉无私的人，父亲和无子的后母给他留下近千万的财产，后来又“再受訾千余万”他都分给了宗族和后母的兄弟。他当了统领宫廷侍卫的中郎将，却见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的那些手下“郎官”们被称作“山郎”，就像山有所产一样，凡能出钱供宫中财用者，才被允许出宫。所以“其豪富郎，日出游戏，或行钱得善部。”贿赂公行，没钱者一年也得不到一天休息，也不可能有陞迁的机会。杨恽将宫中的花费，都移到大司农的账上，改变了这个不公平的陋规。

杨恽的行为容易招致怨恨，加之曾经流落民间的汉宣帝有自己的利益集团，他们与功臣、门阀等利益集团存在错综複杂的纠葛，互相猜忌在所难免。汉宣帝亲近的太仆戴长乐，因过于炫耀与宣帝的密切关系，被看不惯的人告发对皇权有“非所宜言”的时候，他立即认为是杨恽指使的，于是就乱咬说杨恽不满朝政、诽谤皇帝。审案的廷尉于定国认为“左验明白”，但“奏恽不服罪”。要人私下里没有一点牢骚话，恐怕是不可能的。不管怎样说，无论是皇帝亲近的戴长乐，还是帮助宣帝保住皇位的杨恽，这种对抗都有损于皇帝的尊严，于是“有诏皆免恽、长乐为庶人。”

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耐人寻味了。因为日食，突然冒出一个不起眼的“驺马猥佐”，上书告杨恽“骄奢不悔过，日食之咎，此人所致。”最后找到一封杨恽给安定太守的回信，“宣帝见而恶之。”于是处理的结果是杨恽被“腰斩，妻子徒酒泉郡”！宋代罗大经的《鹤林玉露》解释说，其中的那首诗是“《南山种豆》之句杀其身，此诗祸之始也。”清朝收录了这封信的《古文观止》继承了这种说法，说其“宛然外祖《报任安书》风致，辞气怨激。”其诗：“田彼南山，芜秽不治，种一顷豆，落而为萁。”是“比喻朝廷荒乱”、“国既无道”、“贤人放弃”。但也说“宣帝处恽，不以戴长乐所告事，而以报会宗一书，异哉帝之失刑也。”这都是后人的臆想，就是没有那封信，杨恽也要死。

杨恽丢了官，回家经商治家业，种田经商“以财自娱。”与司马迁的不鄙视商人之意是相通的，不见得是刻意表示不满。他的朋友孙会宗写信劝他：“大臣废退，当阖门惶惧，为可怜之意。不当治产业，通宾客，有称誉。”他才写了这封回信，再三承认自己“过已大矣，行已亏矣。”颂扬皇帝“圣主之恩不可胜量。”那首诗也不过是讲自己无意于仕宦后的田园生活，并明说与孙会宗已经志向不同，要他“毋多谈”了，明显是一封绝交书。照理说，孙会宗已经站在皇帝一边了，奇怪的是他也因此丢了太守的乌纱帽。宋朝的司马光不提那首诗是有道理的，他觉得杨恽“罪不足以死。”之所以会如此，是“为善政之累大矣！”洪迈则认为：“杨恽坐语言怨望，而廷尉当以为大逆不道。”他为名声好的廷尉于定国做了这件事而感到可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