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成大的《吴郡志》说：“皋桥：吴县西北阊门内，汉议郎皋伯通居此桥侧，因名之。”所以走近苏州的阊门，往往会想起梁鸿与其妻孟光“举案齐眉”的情景。

      《滕王阁序》说：“窜梁鸿于海曲，岂乏明时？”东汉从光武帝开始，一直到汉章帝时，三代皇帝一面标榜以节俭为先，不轻用民力，但一边却在“起南宫前殿”、“修西京宫室”，建北宫，营造“明堂、辟雍、灵台”。为此，班固、张衡等人写了《两都赋》、《京都赋》，虽有讽劝的意味，但更多的是华丽夸耀之辞，只能使皇帝陶醉而已。梁鸿就和他们不同了，东晋袁宏的《后汉纪》说：建初五年（公元80年）春二月，“是时承平久，宫室台榭渐为壮丽，扶风梁鸿作《五噫歌》曰：‘陟彼北邙兮，噫！览观帝京兮，噫！宫室崔嵬兮，噫！民之劬劳兮，噫！尞尞未央兮，噫！’”这就让汉章帝很不受用了，于是已经年迈的梁鸿自己不得不为此逃到了吴地“依大家皋伯通，以赁舂为事”去了。在南逃路上，他写了一首《适吴诗》：“哀茂时兮逾迈，愍芳香兮日臭，悼吾心兮不获，长委结兮焉究”，颇有屈原楚辞的遗风。

   张岱的《夜航船》对措大的解释是：“奴婢之称，有曰厮养，有曰苍头，有曰卢儿，有曰奚童，有曰钳奴，有曰措大。措大者，以其能举措大事也。”儒家的追求是：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所谓：“学成文武艺 贷与帝王家”，说穿了，多少有些以能够当个措大为荣的意味。梁鸿则不然，《太平御览》说少孤而贫穷的梁鸿，“以童幼诣太学受业，治礼、诗、春秋，常独坐止，不与人同食。比舍先炊已，呼鸿及热釜炊。鸿曰：‘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。’灭灶更燃火。”他的特意另起炉灶，是因为他知道依靠别人、沾了别人的便宜，就难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。这种另起炉灶的思想，也决定了他以后做出了“初与京邑萧友善约不为陪臣，及友为郡吏，鸿以书责之而去”的行为。

   《后汉书》说梁鸿的父亲梁让，“王莽时为城门校尉，封修远伯，使奉少昊后。”封古圣人的后代，是王莽用来证明自己篡汉以后，政权的正义性的一个手段，但它使本来无缘的梁家，意外地进入了最高贵族阶层。《汉书》说被封“修远伯，使奉少昊后”的还有一个梁护，不知道是什么变故从梁护过渡到了梁让？然而王莽的政权本来就短命，始建国元年梁护被封为修远伯以后到梁让，不过几年间，梁家也就随王莽的被杀而跌落到了社会的底层。进入东汉以后，梁让“寓于北地而卒”时，穷困的少年梁鸿，只能将父“卷席而葬”，这样的变故，不能不说对他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。

     光武帝是建武五（公元29）年才“初起太学”的，失去了父亲的少年梁鸿进入太学受业。上完太学虽然已“博览无不通”，他却“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”，出人意料地干起了养猪的活！随后因不小心失火延及邻居以后，面对贪婪的事主，又主动承担责任，除了用所有的猪赔偿，还甘愿为他家打工抵偿，而且“执勤不懈”，最终“耆老见鸿非恒人，乃共责让主人，而称鸿长者，于是始敬异，悉还其豕。鸿不受，乃去。”以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大家的尊敬。

   《梁鸿传》说：“势家慕其高节，多欲女之；鸿并绝不娶。”却偏偏娶了同郡年过三十，“状肥丑而黑，力举石臼”的的孟光。孟光则“容貌丑而有节操，多求之，不肯。父母问其所欲，曰：‘得贤婿如梁鸿者。’”这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相互认同，所以，当皋伯通看到吃饭时孟光对梁鸿“举案齐眉”，相敬如宾时，不禁赞叹：“彼佣赁能使妻敬之如此，非凡人也。”“举案齐眉”的不凡和令人羡慕处，正是因为表现了他们在坚持远离低俗，相互尊重和自我肯定、自我崇尚着自己选择的价值取向。

    梁鸿在皋伯通的照顾下“遂潜思著书十余篇”，最后，皋伯通等人把他葬在了“古烈士”要离冢旁。《吴郡志》说：“要离墓，在阊门外金昌亭傍”，陆龟蒙说：梁鸿墓“在金昌亭下几一里”，清道光年间在内梵门桥西城脚下，曾发现过刻有“古要离墓”字样的石碣，想来梁鸿墓应该也在这附近吧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0年9月2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