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梅季节，七里泷的水面特别浩淼，雨中从子胥渡、桐君山，一路云山雾罩地到了严子陵钓台，看不清两岸的景色，和船家聊起了明朝的“江山船”。“江山船”又叫“九姓渔船”，据说朱元璋得了天下，惩罚九姓俘虏，只许他们居住在水上，为了生存，他们的女人就干起了唱曲陪酒的营生，以后商旅改道了，他们也在七里泷消失了。我却以为那是他们逃避做编户齐民而编出来的借口，总之现在知道“江山船”的人已经不多了。不过，经历了近二千年，在此隐居过的严子陵，却并不会在游客的记忆中消失。

　《高士传》说刘秀布衣时，与牛牢等人交游，曾经夜晚共谈谶言：“刘秀当为天子”一事。刘秀说：“安知非我？万一果然，各言尔志。”牛牢说：“丈夫立义，不与帝友。”刘秀当上皇帝后，于公元29年下诏，派人四处寻访同窗好友严光。有人看见严光“披羊裘钓泽中”，于是备车备礼，以皇帝的名义去邀请他，往返了三次，才把他接到首都洛阳。据传，严光和刘秀见面，两人畅叙旧情，相聊甚欢。是夜，两人抵足而眠，严光在入睡后把脚搁到刘秀肚子上，刘秀也没在意。为留住严光，刘秀还封了他“谏议大夫”之职。无奈，严光不接受。朋友相见，聊完了可聊的，他即告辞刘秀，回到富春江七里泷一带，去过自己耕田垂钓的日子了。

　谚语所谓：“察知渊鱼者不详，智料隐逸者有殃。”刘秀对他的离去，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态度。没想到，千余年后却惹恼了洪武帝朱元璋，他特地写了一篇《严光论》说：“假使赤眉、王郎、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，则光钓于何处？当时挈家草莽，求食顾命之不暇，安得优游乐钓？今之所以乐钓者，君恩也。假使当时聘于朝，拒命而弗仕，去此而终无人用，天子才疏而德薄，民受其害，天下荒荒，若果如是，乐钓欤？优游欤？朕观当时之罪人，罪人大者，莫过严光、周党之徒。不止忘恩，终无补报，可不恨欤？”正是：天大地大不如皇帝大，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，没有皇帝创造了条件，严光能够悠闲钓鱼吗？现在授给他显赫的爵位，他却拒绝接受，这不是在侮辱皇帝吗？显然，光武帝比他更有涵养，如果按朱元璋的意思，把此话挑明了，最起码是向天下公示了有人在蔑视自己，并不在意自己的丰功伟业！

　  朱元璋的《大诰三编》里，有一段对不肯出仕而自砍手指的夏伯启说的话：什么叫做再生父母？他自问自答道：人遇上大灾难，快要死了，有人及时把他救了。这个人，不论他是男女老幼，都是被救者的再生父母。现在你却把自己的手指砍掉，不想为他所用！这当然就必须“尔宜枭令，籍没其家，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”了。

　  范仲淹在《严先生祠堂记》分析说：“盖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；光武之量，包乎天地之外。微先生，不能成光武之大；微光武，岂能遂先生之高哉。”同时肯定了严光和刘秀。王安石则说：“汉庭来见一羊裘，默默俄归旧钓舟。迹似磻溪应有待，世无西伯可能留。崎岖冯衍才终废，索寞桓谭道不谋。勺水果非鳣鲔地，放身沧海亦何求。”以为严光的要求比较高，遇到周文王那样的明主，才肯出仕。北宋张绶则认为：“范蠡功成始遁逃，渊明五斗便辞劳。先生二事俱无一，名与青山万古高。”范蠡是看清越王勾践为人；陶渊明弃官，是讨厌官场炎凉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。两人均多少事出无奈，非为本意。相比之下，严子陵率真、淡泊，且甘于清贫。也有人不同意的，有上京赶考路过的人题诗：“君为名利隐，我为名利来。羞见先生面，夜半过钓台。”还有人干脆讥刺严光并非真隐，说：“一袭羊裘便有心，虚名传诵到如今。当时若着蓑衣去，烟水茫茫何处寻？”认为严光是为名而隐。

  　隐士历朝历代都有，人们对隐士的看法也各有不同，《湘山野录》认为：“为政者亦识隐士装点山林，其作用每胜于趋跄廊庙！”杜牧则说：“处士之名，自负也，谤国也！”杨万里认为隐士无用，说：“客星何补汉中兴，空有清风冷似水，早遣阿瞒移汉鼎，人间何处有严陵？”而所谓的隐士，利用隐士之名走终南快捷方式的，也大有人在。《晋书》记载：有人讥讽高士邓粲改节，邓粲却说：“朝亦可隐，市亦可隐，隐初在我，不在于物。”王康琚的《反招隐》也说：“小隐隐林薮，大隐隐朝市。”不过，王闿运则说：“大隐在官厅，其实为混饭耳。”可谓一针见血。隐士是相对于出仕而言的，当了官还有什么隐居可言？利用隐居的清静问道做学问，有了适当的机会出仕，也未必可耻，没有必要做蝙蝠，说什么：大隐隐于朝，又是老鼠又是鸟。不愿意做心为形役的官奴，不认同执政理念甚至政权合法性的人，也是必然存在的，所谓统一思想也是不可能的。而真正的隐士，既然作为一个士，虽然跳出了权力的圈子，他就仍然应该凭一个士的良知和良心，做社会的谏言者，或者用他们的思想，或者用他们的行为，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社会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1年7月12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