虽然早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就有过他游庐山的文字，但此后一直到东晋南北朝，庐山成了一个思想殿堂，与北方鸠摩罗什为代表的逍遥园遥峙以后，它多彩的真面目才展露在了人们的面前。而当时活跃在庐山的代表人物中除了僧人慧远、道士陆修静、文人陶渊明以外，还有一个谢灵运。

    走在从东林寺到三迭泉的山路上，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屐齿可以前后调节高低的“谢公屐”。“谢公屐”无疑是用来引领当时时尚的东西，但它显然是不适合走山路的，只有像《宋书》上记载的谢灵运出游那样，有人为他“伐木开径”服侍着，“从者数百人”簇拥着，这种木屐才能穿得。

    东晋旧政权的消亡，刘宋政权对于就旧门阀利益的限制，使谢灵运需要在寄情山水中得到疏解。而在出游中追求的肆意性，得罪会稽太守孟顗在先，后因决湖造田之事，谢灵运被孟顗告发。为了平衡新旧势力，宋文帝未予追究，任其为临川内史。但他还是荒废政事，以遨游山水强调自我的存在，再次得罪地方官，都表现了他对于失落的不甘和心底无法排解的抗拒之心。

      “老庄告退，山水方滋”，玄言诗越来越淡乎寡味。而谢灵运政治上失意而转向山水，是第一个把山水作为主要审美对象来描绘的人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，诗文中写景的形似，有较多不必要的堆砌，刻意的雕琢，读起来也比较佶屈聱牙，结尾仍然是讨厌的玄言。不过，在陶渊明把古朴诗风推向最高境界之后，谢灵运又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诗风，成为了南朝诗风的主流，而且越来越向近体格律诗靠拢，虽然极少情景交融，却为唐代的诗风奠定了基础。他是自恃门第高贵，才华横溢的，且自夸说：“天下才有一石，曹子建独占八斗，我得一斗，天下共分一斗。”却因为思想性、情感性的缺乏，今天看起来也并不觉得多么“鲜丽清新，自然可爱。”

      他世家大族眼高手低的疏阔和不识时务的轻举妄为，也引来了世人的轻蔑，这也反映在后人庐山结莲社的传说中，《高僧传》中说参加莲社的有123人，时间用的是太岁纪年寅年的“摄提格”，于是就有公元390年和公元402年两种说法。记载中没有提及陶渊明，也没有提及谢灵运。传说中的邀请陶渊明入社时，他先问了可不可以喝酒？得到肯定回答后，他又不愿意参加了。而谢灵运想要参加，则是因为慧远认为他“心杂”就没让他参加！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采用的是公元390年的说法，所以说慧远在庐山结莲社时，谢灵运才6岁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谢灵运到庐山时，已经是公元411年前后，他作为刘毅的部属随着刘毅去江洲上任后的事情了，与结莲社没有关系。

    庐山的美需要透过它的迷雾才能发现，留在庐山的故事也和迷雾一样，需要一份耐心的思索才能明白。《文化苦旅》，书中提到传说中的慧远、陆修静、谢灵运在东林寺相聚后，从不送客不过寺前虎溪的慧远，这次竟然忘情过了虎溪，引来了虎啸的故事就让人迷惑。诚然，慧远死时是公元416年，而陆修静公元406年才出生！所以很难想象会发生“虎溪三笑”的故事，但所谓艺术的变形，常常不是现实重压下的扭曲就是某种寓言式的概括，这个故事就概括性地说明了东晋南北朝时庐山名人荟萃的盛况，所以以后李白、黄庭坚、苏东坡等人都毫不在意地写过“虎溪三笑”的诗文。

    事实上和名僧慧远的交往，却是谢灵运生活中除了不能忘情于权势，经营庄园、游山玩水之外的又一慰藉。可惜庐山这个思想的殿堂，作为一个心理治疗所，没有能够治愈谢灵运的躁动，最终因为失意，忍不住写下了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。”的反诗，他在广州被杀时还写下绝命诗：“龚胜无余生,李业有终尽。嵇公理既迫,霍生命亦殒......”标榜自己象龚胜、李业、嵇绍、霍原那样以身殉死于那个曾经显赫过的利益集团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08年8月19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