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渊明那一份冷落了天涯的风云变幻，滋润了心底的沧海桑田，坚持着不肯让心为形役的倔强情怀，其实一直不甚被很多人理解，对他“心远地自偏”的道德高尚，也产生过一些误解。

    近日又听到有人在争论他家究竟有没有仆人的问题。因为他的朋友颜延之在《陶征士诔》中也说他是“居无仆妾”的，可是他自己却在《归去来兮》中明确说：自己回家时“僮仆欢迎，稚子候门。”他在当彭泽令时还送了一个“力”给其子，并写信对儿子说：“汝旦夕之费，自给为难，今遣此力，助汝薪水之劳，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。”不知道“童仆欢迎”中的那个仆，是不是就是那个“力”？但他至少是有过仆人这件事是不会错的。可是颜延之的话也没有错，在那个崇尚门第，蔑视劳动的时代，陶渊明的祖上虽然是大名鼎鼎的陶侃，却“望非世族，俗异诸华。”因为是奚族人，甚至还被温峤骂过“奚狗”。陶渊明不去做官，反而和儿子们一起参加农业劳动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反叛。而作为一介书生，需要帮手也是很自然的。陶家不仅之后遭遇了一场火灾，晚年的陶渊明也越来越穷，也越来越拉近了同普通农民的距离，随着五个儿子长大到成为帮手，仆人大概也就与他无缘了。

    按照洪迈《容斋随笔》的说法：陶渊明是有庶妻的，因为他的《责子》诗中有：“雍、端年十三”的句子，所以就“此两人必异母尔。”洪迈此话没有道理，因为年首生一个年末生一个，或者两人是双胞胎都是可能的，所以也不能因此就得出他有妾的结论。

     陶渊明说：“余家贫，耕植不足以自给。幼稚盈室，瓶无储粟，生生所资，未见其术”；“夏日抱长饥，寒夜列被眠”；“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”等话，其生活的清苦是不难想象，但也并非一贫如洗，《归园田居》中说他家：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”《南史·隐逸传》说：“其妻翟氏，志趣亦同，能安苦节，夫耕于前，妻锄于后。”在他们夫妇的打理下，应该说日子还是可以打发的。所以他才有精力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和喝酒，正如他在《闲情赋》的序里所说：“余园闾多暇，复染翰为之。”他在彭泽当县令时“公田悉令吏种秫，曰：‘吾常得醉于酒，足矣。’妻子固请种秔，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，五十亩种秔。”结果他只干了八十几天，没等到成熟收割，就不为五斗米折腰，说不干就不干了。苏轼说：“渊明欲仕则仕，不以求之为嫌；欲隐则隐，不以去之为高。饥则叩门而乞食，饱则鸡黍以延客。古今贤者，贵其真也。”杜甫则说：“陶潜避俗翁，未必能达道。有子贤与愚，何必挂怀抱。”但陶渊明似乎并没有飘逸到这个程度，他的《和刘柴桑》就说：“山泽久见招，胡事乃踌躇？直为亲旧故，未忍言索居。”为了妻儿过得好一点，他也还是不能不在尘网中挣扎了几十年。晚年他在《与子俨等疏》中还说：“室无莱妇，抱兹苦心，良独内愧。”“莱妇”指老莱子之妻，刘向的《列女传》说：“楚王欲使老莱子守楚国之政。其妻曰：‘妾闻之，可食以酒肉者，可随以鞭捶；可授以官禄者，可随以鈇钺。今先生食人之酒肉，受人之官禄，此皆人之所制也。居乱世而为人之所制，能免于患乎？’”陶渊明之妻虽然“能安苦节”，但从“妻子固请种粳”这件事也可以看出，为了现实的生活，她还是希望丈夫出门多挣些钱的。而陶渊明也不是一味“悠然见南山”的高蹈，在他的心里还是有变异风俗，“精卫填沧海，猛志固常在”的抱负，他怎么能对儿子们的贤愚无动于衷呢？

     昭明太子萧统在给《陶渊明集》作序的时候，把陶渊明的作品大大地赞扬了一番之后，笔锋一转说他写了男女之爱的《闲情赋》，是他的“白璧微瑕。”鲁迅评价说：“他却有时很摩登，‘愿在丝而为履，附素足以周旋，悲行止之有节，空委弃于床前’，竟想摇身一变，化为‘啊呀呀，我的爱人呀’的鞋子，虽然后来自说因为‘止于礼义’，未能进攻到底，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，究竟是大胆的。”值得注意的是《宋书·五行志》说：“咸宁、太康之后，男宠大兴甚于女色，士大夫莫不尚之，天下皆相效仿，或有至夫妇离绝，怨旷妒忌者。”当时从帝王将相到王公大臣，甚至庶民之间，都存在同性恋现象。而男士们则多有涂脂抹粉，矫揉作态。魏晋时期的动乱，使人们都产生了朝不保夕的感觉，汉末以来的儒术管束不住人心以后，不少人一味追求、炫耀权力、财富。一部分人开始崇尚玄谈，逃避现实，并试图摆脱各种礼法教条的束缚；更多的人则大肆以标榜所谓风度、放达，来行纵欲之实。所以，陶渊明《闲情赋》是在贬斥变态，这与他坚持他崇尚自然正常关系的态度，也是一以贯之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09年9月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