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。“五斗米”究竟指什么？孟浩然说：“欲徇五斗禄，其如七不堪！”但是不是指俸禄却一直有人提出不同看法。说起俸禄，当然需从他当了什么官说起。有研究者说：《晋百官注》指“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，按月发放，每月米十五斛，钱二千五。十五斛米除以每月三十天，恰好是五斗米。”但每月十五斛，一年才一百八十斛。又有学者说：晋代官位第六品的“县令千石至六百石”......实际上东晋是俸田和俸钱双轨制的，县令有俸田，所以陶渊明与妻子争论在三百亩官田上究竟种什么？田里的收成不固定，俸钱是否能按时足数拿到也很难确定。陶渊明说维持他家生活的有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”三百亩官田上的收入就远不止五斗了。

     陶渊明最初的官职务是州祭酒，有人提出沈约的《宋书·百官志》记载：“晋成帝咸康中，江州又有别驾祭酒，居僚职之上，而别驾从事史如故，今则无也。”于是就怀疑他当的是“别驾祭酒”，甚至因此认为其地位仅次于刺史王凝之。但咸康年至342年就结束了，东晋的官职按照实力人物势力的此消彼长经常变动，到393年陶渊明出仕时，老黄历已经翻不得了。“其任居刺史之半”的别驾是刺史的佐官，别驾祭酒也只是佐官的佐官，地位并不高。晋朝有武职的“军谘祭酒”，左丞相司马睿就曾以祖逖为“军谘祭酒”，就是左丞相负责军事的佐官。文官祭酒则在晋傅咸的《赠何劭王济》有：“国子祭酒王武子”之说，晋武帝咸宁四年设国子祭酒一职，而州祭酒充其量不过是地方教育机构的负责人而已。西晋凉州刺史张轨就立学校，就置过的“崇文祭酒”。“崇文祭酒”虽然“位视别驾”，也不过是名义上的虚饰之词，管不了什么事。

    陶侃曾是这个政权的核心人物，作为他子孙的陶渊明在“自己人”的政权中谋个小吏当当没问题，但要有实权必须有实力，陶渊明不可能得到。陶渊明离职后被招为“主簿”，实际权力在祭酒之上，他没接受。然后当了参军，由不入流的“吏”升到了五品的“官”，他却“谓亲朋曰：‘聊欲絃歌，以为三径之资，可乎？’”他想干的还是能够起到教化作用的文官，于是“执事者闻之，以为彭泽令。”晋朝县令的官位和俸禄都在参军之下。

      王凝之未任江州刺史之前，范宣于太元五年（381）在豫章郡开讲诗书，使江州经学风气名满天下。接着豫章太守范宁于太元十五年使之发扬光大，并动用府材大办学校，使“江州人士，并好经学。”但新上任的王凝之是个五斗米道的痴迷者，他以兴办学校伤材为由，在皇帝那里告了恶状，于是范宁也因此获罪下狱。就在这之后，陶渊明当了州祭酒，除了“不堪吏职，少日，自解归。”他还能做什么？

     《公羊传·哀公十三年》：“讥二名, 二名非礼也。”汉晋多单名，二名有与众不同之意。当时五斗米道的盛行是可以想像的，也不能排除王羲之父子、许瑶之之类名字后特意拖一个“之”字者，以及陶渊明一族中也有人与五斗米教有瓜葛的可能性。但名字是长辈取的，而且说拖一个“之”字者说就与五斗米道有关系，也并没有明切的记载。《晋书.王羲之传》说：“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 ，凝之弥笃。”王羲之的《官奴帖》就说了：“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......民为家长，不能克己，勤修训化，上下多犯科诫，以至于此......上负道德，下愧先生，夫复何言。”入五斗米道以及入五斗米道以及治病都需交五斗米，更何况儒、佛，特别是佛教在这地区存在强大影响力。拿得出五斗米的有钱人也未必都入五斗米道，名字拖“之”字的穷人也未必都能入五斗米道。“少无适俗韵”的陶渊明，就除了诸子百家，对佛教也有极大的兴趣，392年他曾与慧远建过潜慧寺，同年他还在江西建过桂林寺，他与五斗米道发生牴触是很自然的。

     是否拿得出五斗米，就可以是衡量贫富的标准，相当于民间调侃式的“贫困线”。他说的：“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。”或者：“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乡里小人邪。”都是表明自己宁愿处于“贫困线”之下，也不愿心为形役。至今，《陶渊明年谱》已经有十五部之多，其中就有把说“不能为五斗米折腰”这句话的时间，放在最初当州祭酒时的，似乎也看出了“五斗米”与官职俸禄无关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4年11月2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