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风俗通·佚文》说汉灵帝时：“京师宾婚嘉会，皆作《魁櫑》，酒酣之后，续以挽歌。”《后汉书．周举传》中有个实例，大将军梁商“大会宾客，讌于洛水，举时称疾不往。商与与亲昵酣饮极欢，及酒阑倡罢，继以《薤露》之歌（古代著名的挽歌，为送葬时的哀歌），坐中闻者，皆为掩涕。”周举听说后叹曰：“此所谓哀乐失时，非其所也，殃将及乎！”宾婚嘉会本是喜事，人们却都奏丧家之乐的《魁櫑》；酣饮极欢，也续之以执绋牵引灵柩者的挽歌，是面临天下大乱，生灵涂炭的忧惧，同时也是对行将灭亡的腐朽统治加以诅咒。

《夜航船》说：“汉高帝时，田横死，从者不敢哭，随扳叙哀，故承以为挽歌。汉武时，李延年分为二：《薤露》，送王公贵客；《蒿里》，送士大夫庶人。”曹操的《蒿里行》、《薤露行》原本都是送葬的挽歌。晋朝挽歌最盛，因为名教最强调的是君臣父子伦理次序，可是大违名教的司马氏篡位后，反倒要以维护名教的名义实行高压统治，但“动辄得咎，命如鸡犬”的士人们并没有选择沉默，他们以全面释放本性的任诞，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向虚伪的礼法发起挑战，于是挽歌也被赋予了非同一般的审美价值。

《世说新语．任诞》有云：“张驎酒后挽歌甚凄苦。”也说：“袁山松出游，每好令左右作挽歌。”陆机有〈庶人挽歌辞〉、〈王侯挽歌辞〉、〈挽歌诗三首〉；陶渊明有〈挽歌诗〉、〈自祭文〉。《宋拾遗录》记载了同样由晋入宋的颜延之：“太祖尝召颜延之，传诏频日寻觅不值，太祖曰：‘但酒店中求之自当得也。’传诏依旨访觅果见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，了不应对。”《宋书·范晔传》说彭城王刘义康太妃死后：“僚故并集东府。晔弟广渊，时为司徒祭酒，其日在直。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，夜中酣饮，开北牖听挽歌为乐。”

无论是热衷挽歌写作，还是挽歌的行为艺术，都出自士人内心深沉的忧愤。

原载《人间福报》2020年9月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