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历史学家井上靖说古代日本通过中日间的交往，日本“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朝鲜和中国的先进文明，于是从野蛮阶段，不久即进入了文明阶段。”但《隋书．倭国传》记载：“开皇二十年（600年），倭王姓阿每，字多利思北孤，号阿辈鸡弥，遣使诣阙。上令所司访其风俗。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，以日为弟，天未明时出听政，跏趺坐，日出便停理务，云委我弟。高祖曰：‘此太无义理。’于是训令改之。”但这种“无义理”却是故意的。

   日本与中国最早的官方交往可追溯到公元57年。《汉书》说“夫乐浪海中有倭人，分为百余国，以岁时来献见云。”倭奴国派遣使节带着供品到洛阳朝贺，献生口百六十人，光武布赐以“汉委奴国王”印绶。一直到三国，到六朝，日本对中国和汉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和研究，刘宋永初二年（421年）“世修贡职”的日本遣司马曹达来奉表献方物，升明二年（478年）倭王兴死，其弟倭王武继位后又遣来使节，不仅已经称臣请封号，而其表章本身就是一篇完整的四六时文了。目的是为了得到中国朝廷给他一个“都督倭、新罗、任那、加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王”名号的背书。又过了一百多年后的倭王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皇帝自称“天子”，而太阳又被称为是代表日本天皇始祖的天照大神，他们之所以连亵渎祖先也不顾地称日为弟，以天为兄，倭王岂不成了隋文帝的叔字辈！

   倭王想借大国的力量威慑周围小国，而隋文帝又要借外国的来朝，装点自己的门面。隋文帝以为“训令改之”就行了，殊不知过了几年，到隋大业三年（607年），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时，又变了个说法，《隋书》则记载隋炀帝对倭国国王的朝贡非常高兴，但看到国书中有“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”之词，仍然不持臣礼而持以同等国君之礼是很不快的。于是，隋炀帝对鸿胪卿说：“蛮夷书有无礼者，勿复以闻。”他采取了眼不见为净的办法。而小野妹子的做法则更绝，回国后竟然声称将隋炀帝带给倭王的国书不慎丢失了！到了唐贞观五年，唐太宗“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。表仁无绥远之才，与王子争礼，不宣朝命而还。”这回高表仁到了别人家的朝堂上，他在国体之争面前没有找到可以装聋作哑各自表述的余地，倭王子也不愿在自己家里丢面子，于是一场正面冲突就难免了。但事后，唐朝政府并没有作出正面表态，只是把责任推给了高表仁，说他没有外交才能就作罢了。但这并不表示释然，遣唐使以及他们在唐的后人的姓朝，如朝衡、朝庆、朝元，恐怕不是随便给个姓而已，它在日本可以是朝廷之臣的意思，在中国则可以是朝贡之臣的意思。

  《旧唐书》载：“日本国者，倭国之别种也。以其国在日边，故以日本为名。或曰：倭国自恶其名不雅，改为日本。或云：日本旧小国，并倭国之地。”为了让唐人接受这个国名，他们编造了各种理由，但是，唐人没当回事，因为“其人入朝者，多自矜大，不以实对，故中国疑焉。”终于，公元六六三年，在唐征百济的战场上，唐将刘仁轨等在白江口之战中，与倭军打了一战。结果唐军“四战皆克，焚四百船，海水为丹”，倭军大败。接着唐军驻百济的统帅刘仁愿，命朝散大夫郭务棕赴倭访问，而且来了一住就是七个月。正在修建防御工程的倭王政府突然得知郭务棕来访，惊疑不止。麟德二年(665年)，唐政府遗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、驻百济将军郭务棕以下二百五十四人，又来到筑紫，这期间又恰逢天智天皇逝世，着实让给内忧外患的日本上下带来了不小的恐慌。所以可以想象接下来他们派出遣唐使时的心情。

  按照唐人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的说法：“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。”是武则天在白江口之战后，最终满足了承认他们国号“日本”的愿望，日本对武则天大为好感，以至于武则天所造的“圀”等字，一直被他们采用。但把日本视作属国的意识没变，鉴真和尚在日本建了唐招提寺，不仅要冠之以“唐”，还只是招提寺，清人宋应麟的《杂识》说：“私造者为招提、若兰，杜枚所谓善台野邑是也”......

经过了中宗、睿宗之后，唐玄宗开元廿二年的《井真成墓志铭》中出现了日本国名，这也是目前最早的文字记录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1年3月29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