赞宁的《大宋高僧传》本来就比较简略，而且那时离鉴真的时代较远，鉴真东渡日本后不久，又发生了“安史之乱”，所以留下的资料不多，不免使他写的《鉴真传》显得枯燥，还出现了一些讹误。对比日僧元开所著的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，则不仅让人觉得翔实可信，还可以从中得知一些有趣的细节，比如从中可以知道他带去日本的物件中，还有王羲之、王献之的真迹。而鉴真一行的东渡，具体是“五度装束，渡海艰辛，本愿不退，至第六度过日本。”而真正出海的只有三次，《大宋高僧传》则把它们合并在了一起。

  　该书提到唐朝寺僧“皆以戒律为入道正门。若有不持戒者，不齿于僧中。”于是竭力学习唐人文化的日本，因为没有传戒高僧，就派荣叡、普照来留学，希望在他们学成后“拟为传戒者。”但荣叡和普照留学了十年，仍然没有担此重任的信心，就提出要回去了。他们走的是上层路线，不仅有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“家僧”道航同行，还有李林宗令扬州仓曹李凑造大舟，备粮送遣的书信。当荣叡、普照到扬州请到鉴真后，却正因为这个道航，直接导致了鉴真第一次东渡的失败。

   　道航的特殊身份使他自视甚高，所以看不起同行的高丽僧如海，说了一句“人皆高德，行业肃清。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”的话，被激怒的如海失去了理智，裹上他的光头，去衙门诬告报复说“道航造船入海，与海贼连。”将引“五百海贼入城来！”结果他们在“大明寺捉得日本僧普照”；“荣叡师走入池水中仰卧，不良久，见水动，入水得荣叡师。”最后躲在老百姓家里的道航，也被捉来关进了大牢。结果是荣叡、普照等被关了四个月后，“其所造船没官，其杂物还僧。其诬告僧如海与反坐，还俗，决杖六十，递送本贯。”二年以后的天宝三年，越州的一些僧人不愿意让鉴真去日本，就到州官那里告状说“日本国僧荣叡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。”山阴县尉遣人搜得荣叡，枷送去京城，路过杭州“荣叡师卧病，请假疗治。”结果忽悠说是病死了，也就不了了之把他放了。

　   天宝七年鉴真一行漂泊到了海南岛，振州别驾冯崇债不仅派兵四百余人把他们迎入州城，留住了一年，还强认了鉴真为舅。然后把他们送到了万安州。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“请住其家，三日供养。”这位冯若芳的作为是“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三二艘，取物为己货，掠人为奴婢。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，东西五日行，村村相次，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。若芳会客。常用乳头香为灯烛，一烧一百余斤。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。其余财物亦称此焉。”竟然是亦官亦盗，官盗相安共处！而鉴真的失明，是因为在端州“频经炎热，眼光暗昧，爰有胡人，言能治目，加疗治，眼遂失明。”遇到了一个外国庸医，把眼睛治瞎了！

　  鉴真与弟子间的关系也很有趣，“在扬州大和上弟子僧灵佑，及诸寺三纲众僧同议曰：‘我大师和上发愿向日本国，登山涉海，数年艰苦，沧溟万里，死生莫测，可共告官，遮令留住。’”于是在永嘉禅林寺中，“捉得大和上，差使押送防护，十重围绕，送至采访使所。”不过官府也并不为难他们，只是“依旧令住本寺。约束三纲防护曰：‘勿令更向他国。’”而已，鉴真则“呵责灵佑，不赐开颜。其灵佑日日忏谢，乞欢喜。每夜一更立至五更谢罪，遂终六十日。又诸寺三纲大德共来礼谢，乞欢喜。大和上乃开颜耳。”祥彦是一个鉴真的爱徒，当鉴真问谁愿意去日本弘法却没人答话时，祥彦说出了大家的心思“彼国太远，性命难存。沧海淼漫，百无一至。人身难得，中国难生。进修未备，道果未克。是故众僧咸默无对而已。”祥彦临死“于舟上端坐，问思托师云：‘大和上睡觉否？’思托答曰：‘睡未起。’彦云：‘今欲死别。’思托谘大和上，大和上烧香，将曲几来，使彦凭几向西方念阿弥陀佛。彦即一声唱佛，端坐，寂然无言。大和上乃唤彦，悲恸无数。”

  最后一次鉴一行二十四人，在黄泗港上了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的船，但大使等人觉得一旦被唐政府发现，将难逃罪责，所以又让他们又下了船！而对此感到义愤的付使大伴古麻吕，在夜里悄悄把他们带上了自己所在的第二艘船，结果他们比较顺利地到达了日本，而藤原清河所在的船漂流到了越南，受到当地人的袭击死了一大半，只有大使和阿倍仲麻吕等十余人，幸免于难又回到了长安，并再也没能回日本去。有点让我胡思乱想的是鉴真在日本建了个唐招提寺。北朝魏太武帝于始光元年(424年)造立伽蓝，名之曰招提，国人遂以招提为寺院的别称。招提即为寺，何以同意重复，而且前面还加个唐字。宋应麟《杂识》说：“私造者为招提、若兰”，其意应该是鉴真不忘尊唐。

　《大宋高僧传》说记载详细的《东征传》为同去的弟子思托所著。思托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和经历，撰写了《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》。并在鉴真圆寂以后，约请淡海三船利，也就是元开，用他所写的《鉴真传》，改写成《和上东行传荃》，即今之所见的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，但看来赞宁并没有读过此书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0年8月4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