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愈在《论佛骨表》中称佛骨为“朽秽之物”。但他因此被贬到潮州后，却与一个叫大颠的僧人往来密切，不仅从山里召他来，留住了十数日，还亲自去上门拜访，次年移任去当袁州刺史时，还留下衣服与之赠别，这不免引起了不少议论。于是热心佛教的孟简尚书，给韩愈写了一封信，不知道是不是讽刺了他的先后矛盾？结果韩愈在《上孟尚书书》的回信中说那只不过是“远地无可与语者”，潮州当时文化不发达，他要找知识分子聊天，“乃人之情，非崇信其法，求福田利益也。”并且表示自己断不会“去圣人之道，舍先王之法，而从夷狄之教，以求福利也。”可是陈寅恪却说：“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！”因为韩愈幼年“从其兄居韶州，虽年颇幼小，又历时不甚久，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”，在当地浓厚的禅学气氛中，他不可能不有所感发。比如韩愈以“治心”为始点而重振儒学，与佛教的“治心”就有相通之处，所以他和大颠的交往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他不信佛，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不能从佛学中得到启发。

　　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当时“民间佛经，多于《六经》数十百倍。”唐朝时，这种状况依旧。民间佛经多于正统的儒家经典数十百倍！佛教的兴盛，固然有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”的统治者推崇，但大慧宗杲所以能够自信地说：“儒门淡薄，收拾不住，皆归释氏焉。”也是看到了儒家学说缺乏理论的创新能力，也不如佛学丰富的思辨性。韩愈也在清楚“汉氏以来，群儒区区修补，百孔千疮，随乱随失，其危如一发引千钧，绵绵延延，浸以微灭。”的同时，也看到了人们热心佛教，无非是求虚妄福利的弊端。“街东街西讲佛经，撞钟吹螺闹宫廷。广张罪福资诱胁,听众狎恰排浮萍。”不仅在思想上不利于皇权统治，在经济上也出现了“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”的局面。

　　但韩愈反对当时同样十分流行的服食仙药，就没那么淋漓尽致了。韩愈的《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》说：自己亲眼见兄孙女婿李于，吃了害死唐宪宗的方士柳泌的仙药死了。工部尚书归登、殿中御史李虚中、刑部尚书李逊、逊弟刑部侍郎建、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、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、金吾将军李道古，也都死于仙药。然而白居易的《思旧》诗却说：“退之服硫黄，一病讫不痊。”陶谷《清异乡录》说得更具体：“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。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，不使交，千日烹庖，名‘火灵库’。公间日进一只焉。始亦见功，终致命绝。”虽然不是直接服仙丹，让鸡吃了硫磺，再吃鸡，间接而已。

　　韩愈自己在《祭十二郎文》中说“吾年未四十，而视茫茫，而发苍苍，而齿牙动摇。”《落齿》诗又说：“去年落一牙，今年落一牙。俄然去六七，落势殊末已。”弄得只能“匙抄烂饭稳送之，合口软嚼如牛司”了。不到四十岁，便如此未老先衰，显然是不正常的。韩愈这一支均短命，其父韩仲卿在他三岁时就死了，其父是老三，大哥韩会与妻郑氏收养了他，韩愈十一岁时韩会也死了，老二韩介把比韩愈小几岁的十二郎韩老成过继给韩会，也只活了三十几岁。韩愈是老四，三个哥哥都早死，韩愈说韩家“在孙惟汝，在子唯吾”，十二郎死后，韩家只有韩愈，以及韩愈与十二郎年幼的儿女了。北宋陈师道《 后山诗话》评论韩愈：一方面“叙当世名贵服金石药欲生而死者数辈”一方面自己也“竟以药死！”

　　沈括收藏了许多画，他应该见过韩愈画像，他说：“退之肥而寡髯。”韩愈未老先衰又颇亲脂粉，所以要服硫磺看来也是事实。有人提出异议，以为白居易所说的“退之”是指卫中立。但白居易的诗：在“退之服硫磺，一病讫不痊”之后，紧接着说服仙药的还有元稹、杜牧、崔群。所以陈寅恪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认为：“卫中立则既非由进士出身，位止边帅幕僚之末职，复非当日文坛之健者，断无与微之诸人并述之理。”所以一定是说韩愈，白居易怎么可能把卫中立放在元稹、崔群之前？

　　庙宇的袅袅烟雾之中，滞留着某些灵魂的不安。人们在无能为力时，也常常会试图借助于虚幻的力量，以求得内心的些许平衡。可惜韩愈这样清醒的人也会难以免俗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《潮州日报》2014年1月19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