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《马券》说：“蒙恩赐玉鼻骍。今年出守杭州，复沾此赐。”把两匹名马中的一匹给了李廌，被贬为黄团练副使后，马照骑，酒照喝。按照规定，他应该还能领到“马料钱”。他给《答秦太虚书》说自己：“初到黄，廪入既绝，人口不少，私甚忧之。”但痛子节俭，日用不得过百五十。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，断为三十块，挂屋梁上，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，即藏去叉，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，以待宾客，此贾耘老法也。” 苏轼与湖州的贾耘老（贾收）交游，余嘉佑二（1057）年与阳羡蒋之奇，单锡是同榜进士，之后关系更加密切，在宜兴买田也都得到他们的帮助。虽然从职田等福利中所得的“廪入既绝”，但正俸的“基本工资”还有，加上黄州太守拨给他的东坡“营田”有十亩左右，日常用度是没问题的。

按照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的说法，他被贬到海南岛后，写信给广州太守王吉的信中说“朝廷朝廷还欠他三年的俸钱共两百贯钱币，按京都币值计算也有一百五十贯”的说法，那他每年也有五十贯钱。苏轼《海漆录》；“吾谪居海南，以五月出陆至藤州……”绍圣四年（1098）年七月初至贬所。第二年五月《与程全父》信：“初至僦官屋数椽,近复遭迫逐。不免买地结茅。而囊为一空。”《与郑嘉会书》说：“小客王介石者，有士君子之趣。起屋一行，介石 躬其劳辱，甚於家隶，然无丝髮之求也。” 王介石等人帮他建了“桄榔庵”，也帮他度过了最艰难的二年半时间，至元符三（1100）年四月，元佑老臣一律赦罪，次年初北会，共二年半。 欠俸三年也是绍圣至元符间的事。

苏轼在《东坡志林》中说：“浮玉老师元公（了元，即佛印），欲为吾买田京口，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，此意殆不可忘。吾昔有诗云：'江山如此不归山，山神见怪惊我顽，我谢江神岂得已，有田不归如江水。今有田矣，不归无乃食言于神也耶。” 他也想过在镇江买田，所以有诗：“问我此生何所归，笑指浮休百年宅。蒜山幸有闲田地，招此无家一房客。”在徐州也有《灵璧张氏园亭诗》：“余为彭城二年，乐其风土，将去不忍，而彭城之 父老，亦莫余厌也，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。”在黄州写的《定风波》序说：“予买田其间，因往相田得疾”，不管他是否买下了这块沙湖田，在多处动过买田的念头不是空想。

嘉佑五年他就任校书郎了，次年为凤翔判官……熙宁四（1071）年以后当了杭州通判，收入就不俗了，然后是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知州（至1079年7月），就是地方最高长官了，在文人高薪的宋朝，积赚下来的钱是可观的。

熙宁七年苏轼在常州、润州赈灾后写下了《怀钱塘寄述古五首》中说：“阳羡溪头米胜珠。卖剑买牛吾欲老......莫怪江南苦留滞，经营身计一生迂。”他卜居阳羡“卖剑买牛”，自然先得买地，章惇《寄苏子瞻》说：“君方阳羡卜新居，我亦吴门葺旧庐......他日扁舟约来往，共将诗酒狎樵渔。”

乍看起来，他似乎日子过的很拮据，但他的《食猪肉诗》还说：“黄州好猪肉，价贱等粪土。富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慢著火，少著水，火候足时他自美。每日起来打一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猪肉再“价贱等粪土”也不会太便宜，能够“每日起来打一碗”吃，绝对不是普通平民的生活水平。在给秦观的信中他继续说，带去的钱“尚可支一岁有余，至时，别作经画，水到渠成，不须预虑。以此，胸中都无一事。”可支用一年，那就起码超过了五十四贯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而且一年后还可以“别作经画，水到渠成，不须预虑”，那是因为他还有宜兴田产上的收入。

有意思的是，他在《辨黄庆基弹劾札子》中说黄庆基弹劾他“强买常州宜兴县姓曹人田地”，他在黄州“托亲识投状依条买得曹人一契田地。”但姓曹人欺负他是被贬之官，所以“昏赖争夺”最后“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赖，依法决讫。”元佑八年“州县方与断还”给了他，免得麻烦。所以他“不欲与之计较曲直，故于招服断谴后，却许姓曹人将元价收赎。”

     元丰七年，他在黄州四年有余后量移去汝州途中，还是罪臣身份的他写的《乞常州居住表》说：“臣先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，粗给茶饭”。当地邵民瞻帮他另外，“特为置宅一区，直五百緍”，苏轼要把家眷都迎来居住，然而“月下散步，闻老妪哭，甚哀。问之答曰：'吾家居此，相传百年，今子不孝，售此宅于苏学士矣。’”苏轼立即“焚其券不取”，白白地把宅子还给人家了。

他给侄子千之的信中又说：“叔舟行几一年，近于阳羡买得少田，意欲老焉。寻奏乞居常，见邸报已许。” 给滕达道的信中说：“某以少事，更数日方北去宜兴，田已问去，若得稍佳，当扁舟径往视之。”从中可知，他是在从黄州去汝州的路上又买了田。

原载《上海老年报》2022年7月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