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天宝年间，李勉在宋州与一书生同住在一家旅店里。这个有钱的书生突然得了不治之症，临终前把身边的钱都交给李勉，拜托他处理后事，并对他说：余下的钱就算是给他的酬劳了。但李勉对钱并不动心，为他办完后事，他把余下的钱也悄悄与他同埋了，几年后，李勉当了开封尉时，书生兄弟知道是李勉主办了丧事，特地来见他，于是李勉把他带到墓前，并把那笔钱挖出来交给了他。这个“李勉埋金”的故事，后来一直被人传颂。《太平广记》引文说：“开元初，有司徒李勉作浚仪尉，秩满，沿汴将游广陵,行至睢阳遇一波斯老胡”的类似故事，显然是在此基础上加工而成，因为李勉出生于开元五年。

    769年，李勉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史，此时的广州“地当会要，俗号殷繁，交易之徒，素所奔凑。”他到任后，对商人更是加意抚慰，商船入口不许地方上借故侵夺，一年后广州商船如织，经济很快繁荣起来，许多商人为感谢他营造的良好贸易环境，纷纷送来了厚礼，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。而且，他还严格要求家人，在离任时，特意在船上对家人的行李进行了搜查，将一些可疑的物品扔到了河里。这样的清官，面对官场的贪污受贿成风，采取了严刑峻法的手段，也就不难想象了。就在他当开封县尉时，遇到一个下属，大概是觉得李勉断了他们的财路，于是私下受贿，又故意让李勉知道，其目的，无非是想试探一下李勉是不是会给他们留出一点空间。

     李白诗歌中就不止一次地说道过杀人的事，比如《结客少年场行》：“笑尽一杯酒，杀人都市中”；《赠从兄襄阳少府皓》說也：“脱身白刃里，杀人红尘中”；魏颢的的《李翰林集序》更直白地说李白：“少任侠，手刃数人”杀了人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”，过一段时间遇到大赦就没事了。杀人都不怕，受点小贿算得了什么？所以不知好歹的他真的抬了棺材来见李勉了！

   面对这样的挑衅，李勉采取的办法是：要求受贿者三天内前来自首，不然的话，就自己抬了棺材来受罚！看来结果很严重，但这个下属似乎并不在意，因为在他看来：他的这点受贿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况且他的背后还有那么多支持者，所以不知好歹的他真的抬了棺材来见李勉了！于是让疾恶如仇的李勉采取了过激的手段，他先是让人在棺材里放进了生石灰和荆棘，然后将此人钉入棺材后，一起扔进了汴河！也许非采取如此残忍的手段，就不足以阻嚇犯罪的猖獗，所以李勉的上司对他的作法表示了赞许，但这毕竟太过分了，所以以后有人提起此事时，他说：再遇到这样的事，打他的腿就行了。

    唐朝频繁大赦的司法不公，犯罪的成本过低，也造成了“天宝以前多刺客”的局面。刺客的以武犯禁，不仅有了私下里申张正义的市场，同时也成了执法者利用的对象。李勉也救过很多人，在一次平定叛乱后，他以宽待胁从者，更有利于孤立为首者的理由，救活了很多人。但他在开封府任上，又无原则地救了几个所谓“有意气者”的囚犯。让他几年后被罢官途经河北时，吃尽了苦头。那是因为他路上偶然遇见了其中一个，此人自然感恩戴德，一边好酒好肉地招待，一边和妻子商量：如何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？但他们商量的结果，却还是以“缣千匹”的财物。那个故囚觉得一千匹不足以报答，他妻子说那就加倍吧，等到她听到加倍也不足以报答后，得出的结论是“大恩难报，不如杀之”！李勉本来就是一个清官，他当然不会接受财物，然而这对贼男女却在用财物衡量以后，竟然动起了杀心！所幸他家的僮子看不过去，偷偷告诉了李勉，于是李勉连夜狼狈地披衣乘马而逃，狂奔了上百里才找到一家旅店。当他还没回答完旅店老人：“此多猛兽，何故夜行？”提问时，房梁上就有人说：我差点误杀了好人！这回轮到那对贼男女倒霉了，因为他们发现李勉逃走后，雇了一个真正的侠客来追杀李勉，于是此人连夜回去杀了那对男女，又连夜提了两人的头来见了李勉！

   为了个人的私利，无谓的挑战别人坚持的正确原则是不可取的，但过分热衷于自己的长处不能忘怀，就往往如把渺小的东西放在了眼前太近的地方一样，阻挡了视野，就看不到更广阔，更伟大的事物，没有给心灵留下足够的空间，也是容易变得偏执。李勉的两次失误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出自这个原因。然而究其根本原因，却是“盛唐”已经开始没有能力提升整个社会的正义性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《就是》2012年第二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