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居易未成名时去见顾况，顾况拿他名字开玩笑说：“长安百物皆贵，居大不易。”居且不易，何况白居！等他读了白居易的《赋得古草原送别》一诗后又叹道：“有句如此，居天下不难。”此话并非戏言，在那个时代，做诗确实是可以当饭吃的。王勃就因为“属文绮丽，请者甚多，金帛盈积，心织而衣，笔耕而食。”而罗隐在钱镠处也得到“前后赐予无数”，李瑞在升平公主席上献诗，结果“主厚赐金帛，终生以荣。”所以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说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也并不是虚言。

　 不仅如此，诗人的地位之高，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。比如陆龟蒙到饶州，“三日无所诣，刺史率官属就见，龟蒙不乐，拂衣去。”就是盗贼无赖，见了诗人也特别客气，比如李涉在九江遇盗，当他知道对方是李涉时，也会道：“若是，无用剽夺，久闻诗名，愿题一篇足矣！”王毂的熟人被无赖殴打，他去相救，只说道：“莫无礼，我便是道：‘君臣犹在醉梦中’者。”无赖闻之，就惭谢而退了。李洞甚至把贾岛奉为佛，不仅造了铜像，还常持数珠念“贾岛佛”，一日千遍。

　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，不仅宴席、聚会少不得诗人们一展才华，还要从诗人中推出一个“擅场者”。钱起和朗士元特别擅长写官僚们送往时的诗，所以“丞相以下，出牧奉使”，如果没有钱起和朗士元的送别诗文，也是“人以为愧”的。于是像贾岛那样“虽行坐寝食，苦吟不辍”的人并不在少数。崔颢“生平苦吟，当病起情虚，友人戏之曰：‘非子病如此，乃苦吟诗瘦耳！’”张佑苦吟，“妻孥每唤之，皆不应，曰：‘吾方口吻生花，岂恤汝辈乎？’”浩如烟海的唐诗究竟有多少是有价值的？在名与利的感召下，消磨尽了多少鲜活的生命？

　   宋之问因为外甥刘希夷没有把“岁岁年年花相似，年年岁岁人不同”诗句的著作权让给自己，竟然用土囊把他压死了。唐人做诗已经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，而且做诗、吟诗在唐朝已经接近于全民运动，连杨贵妃这样的人物，也在《全唐诗》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　   贾岛每年除夕，都要把一年中的作品置几上，然后酹酒焚香再拜，说：“此吾终年苦心也！”作为一个专业诗人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但他却是个国家干部，担任着长江主簿和晋州司仓等职务，唐朝诗人中除了那些专业诗人，很多著名诗人也大多是官员，他们把这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做诗以博取时名和文字游戏上，那么还有多少精力去管他们的本职工作呢？

　   按照 余秋雨的说法：“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，以及与之相呼应的生活方式，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。”唐诗文化的集体人格，虽然把中国诗歌推上了一个高峰，但作为一种时尚的价值取向，却在很多人身上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偏差。现实与虚幻、合理与乖张的分界，从来就是不甚分明的，在某种时尚的空气在我们周围膨胀的时候，正如我们在酒桌上舍命陪君子或者奋不顾身地吃冤家时一样，不妨停下片刻反省一下自己，也许会发现某些潜意识的东西正在作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