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眼又到立夏日了，想到胡祖德注清人秦荣先的《上海县竹枝词》，“吃罢吃摊粞，一味金花菜割畦”说的：“以金花菜入米粉，名草头摊粞，均立夏日食。”金花菜、草头，都是苜蓿的别名。立夏吃油煎的草头摊粞，谓可免“疰夏”。吃起来也别具风味的，这常令我遥想起金戈铁马的边关古战场，唐人所谓“崚曾高耸骨如山，远放春郊苜蓿间。百战沙场汗流血，梦魂犹在玉门关。”那些“垆头酒熟葡萄香，马足春深苜蓿长。醉听古来横吹曲，雄心一片在西凉”的战将们，在戎马倥偬之中，是否在“苜蓿峰边逢立春，葫芦河上泪沾巾。闺中只是空相忆，不见沙场愁杀人”之时，也这样吃过？

     很久不见草头摊粞了，草头烧饼却偶然尚能见到。春分一过，白日一天比一天长，农家劳作到下午，就觉得飢肠辘辘，而这青黄不接之时，正是苜蓿一片绿意盎然之日，于是草头烧饼就登场了。和草头摊粞类似的地方是，将苜蓿嫩叶轻轻搓揉至溢出绿色的水分后剁碎，和入米粉用热水和成粉团，压成扁饼入锅，草头烧饼的做法也类似于生煎包，传统上称之为熯。锅内淋油加热，将草头烧饼排入盖锅慢烧至“吱吱”作响后，将烧饼翻一遍，再沿锅边淋油，浇少许水，盖锅焖至水乾。出锅的草头烧饼两面金黄，吃起来既有苜蓿的清香，还皮脆而内软糯，风味绝佳。

    《史记》载：“马嗜苜蓿，汉使取实来，于是天子始种苜蓿。”苜蓿为名马所嗜，所以日本人称之为“马肥”草。“天马初从渥水来，郊歌曾唱得龙媒。不知玉塞沙中路，苜蓿残花几处开。”《汉书》：“汉使采苜蓿归，天子益种离宫别馆旁。”于是“春深万里苜蓿头”的景色随之而起。然而，正如唐人修的《新修本草》所说，“长安中乃有苜蓿园，北人甚重此，江南人不甚食之。”虽然马嗜牧蓿壮，人食亦健康，种稻肥土壤，春日救饥荒，也尽管《本草纲目》说苜蓿“安中利入，可久食。利五脏，轻身健人”；《四时类要》也说“苜蓿春食作干菜，至益人。”但从前南方农家并不常去吃它，除非遇到饥荒才用它救难。所以陆游的《春残诗》就说过“苜蓿苗侵官道合”，明代江南巡抚周忱仍然要人“布种苜蓿以防饥年”；《呻吟语》的作者吕坤，也劝人“薄地可种苜蓿，虽不甚茂，犹胜于田。”和《齐民要术》所说“铁杷耧土令起，然后下水。一年三刈......春初既中生啖，为羹甚香。长宜饲马，马尤嗜之。此物长生，种者一劳永逸。都邑负郭，所宜种之。”江南农家更多的是用之于肥田。每年稻穀收割完毕，田头挖个草泥坑，用河泥拌上苜蓿种子，再用草泥桶一桶桶送至稻田裡，长出来的苜蓿，就是来年稻田里的绿肥了。

    “士大夫以菜根为难嚼，儒者以苜蓿为本分”，所谓君子不器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知识人所贵者在于追求一些形而上的思想、精神。唐开元中，廉洁奉公的薛令之与贺知章是一起教授东宫太子李亨的侍讲先生，而权臣李林甫迎合唐玄宗对于太子的微妙心理，打压太子以致太子的老师连像样的食物也吃不上，于是薛令之在东宫牆上题诗《自悼》：“朝日上团团，照见先生盘。盘中何所有？苜宿长阑干。饭涩匙难绾，羹稀箸易宽。只可谋朝夕，何由保岁寒。”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抱怨，而是藉此表达了对于大唐国运的担忧。唐玄宗看到后很是不悦，挥笔题诗其侧：“啄木嘴距长，凤凤毛羽短。若嫌松桂寒，任逐桑榆暖。”既然皇帝发话了，薛令之只好因此谢病回乡。安史之乱后，太子李亨登基成了唐肃宗，他不忘这位正直清廉的老师，于是就“以东宫旧恩召之”，而此时薛令之已离人世。

    相传，唐肃宗感慨之余，下了一道表彰的圣旨，敕其乡曰“廉村”；水曰“廉溪”；山曰“廉山”，这些地名至今犹存。从此，“先生虽病甘苜蓿”、“阑干苜蓿先生饭”，不仅仅灵魂工程师们“岁俭餐宜苜蓿盘”，苜蓿盘也成了具有精神追求者代表性食物的代名词。

     晋人葛洪的《西京杂记》：“乐游苑多苜蓿，风在其间，常萧萧然。日照其花有光采，故名怀风，又名光风。”无论王安石的“苜蓿阑干放晚花”，还是陆游的“苜蓿堆盘莫笑贫”，都能令人感知其清苦中，精神上富足而自豪的风光，陆游就直接说了，“饭余扪腹吾真足，苜蓿何妨日满盘”，完全没有“绦纱谅无有，苜蓿聊可嚼”的被动落寂之态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7年5月16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