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然见有个叫《原来是这样》的节目说“作家”一词在古代是贬义词。根据之一是《晋书‧食货志》说：“桓帝不能作家，曾无积蓄。”这“作家”明显不是那“作家”。晋习凿齿《襄阳记》说诸葛亮：“尝自校簿书，（杨）顒直入谏曰：‘为治有体，上下不可相侵，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。’”二者说的都是指日常居家生活，和《警世通言．桂员外途穷忏悔》说的：“他自不会作家，把个大家事费尽了，却来这裡打秋风！”是一样的。“不能作家”，是不会过日子的意思；而杨顒的比方是说诸葛亮管得太多了，日常居家，家长尚且不能什么都自己去做。

    说“作家”一词在古代是贬义词的根据之二是，《太平广记》：“唐宰相王璵（《唐语林》为王维之弟王缙）好与人作碑志，有送润毫（酬金）者，误叩右丞王维门，维曰：‘大作家在那边。’”二王是邻居，王玙多为别人写墓志碑文。那时候写墓志很能挣钱，尤其是名人、高官的手笔，所以求他写墓志的趋之若鹜。论名气王维不下于王玙，但他不屑于王玙那样的为挣两钱而作谀墓文，所以很看不起王玙。不过“大作”，似乎是相对于工匠的“小作”而言的。《逸周书》说：“汝无以小谋败大作。”孔晁注释说：“大作，大事也。”孔颖达也说：“大作，谓兴作大事也。”当时很多人正是以墓志为大事的，所以“大作家”是指帮人办大事的人家，所以他才指示说：“在那边。”当时还没有称文人为作家的。

    作，有创作、劳作之别。“日出而作”是劳作，与创作不同。东汉的王充说：“《五经》之兴，可谓作矣。太史公《书》、刘子政《序》、班叔皮《传》，可谓述矣。”他说的是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刘向的《新序》、班彪的《史记后传》，都不是“作”，只是“述”。连孔子都说自己是“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。”王充解释说：“造端更为，前始未有，若仓颉作书，奚仲作车是也。《易》言伏羲作八卦，前是未有八卦，伏羲造之，故曰作也。”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，像仓颉作书，伏羲作卦那样，才是“作”。刘勰说：“作者曰‘圣’，述者曰‘明’。”没有原创，只是把前人传下来的东西经过整理来说事，只是“述”，不得为“作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说战国时，“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，子顺曰：‘世无其人也；抑可以为次，其鲁仲连乎！’。王曰：‘鲁仲连强作之者，非体自然也。’子顺曰：‘人皆作之。作之不止，乃成君子；作之不变，习与体成。’”鲁仲连在安厘王眼中是独特而不可理解的人，而子顺却说谁都想有个性，但只有在德行上坚持不懈的人才能成与众不同的君子，而鲁仲连的特立独行已经习惯成自然。

    按照今天的说法，王充的《论衡》无疑是一部出色的作品，但他自己却说：“今《论衡》就世俗之书，订其真伪，辩其实虚，非造始更为，无本于前也。”因为不是造始更为，所以不敢称作，也不敢称述，只是编者而已。他继续说：“儒生就先师之说，诘而难之；文吏就狱之事，覆而考之，谓《论衡》为作，儒生、文吏谓作乎？”硬要把自己的《论衡》称为作，岂不是儒生、文吏都想称自己是作了吗？“作者”、“作家”之称，谈何容易！司马迁尚且不敢称作，他说：“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。”文献学有作、述、编、译，作为尊。

     禅宗以大有机用者为作家，《碧岩录》中有“赵州是作家”、“作家宗师”。比如他们有棒喝之法，参不透真谛者往往要挨师傅的棒打，可是有《景德传灯录．普岸禅师》的故事，平常都是师傅打参拜者，这回却是“僧却打师一拄杖。师曰：‘作家！’”禅师挨了打，居然反而称参拜者为“作家”，是因为对方已经参破佛性遍在的真谛，而且表达的方式出人意外。普岸禅师多处谈到作家，有个叫义玄的禅师来访，普岸禅师问他：“近离甚处？”听说是从江西黄檗来。他就说：“情知你见作家来。”义玄禅师回答：“特来礼拜和尚。”普岸禅师也不客气，说：“已相见了也。”彼此彼此，心照不宣。苏东坡在《水六法像赞》中说：“是真作家，当狮子吼。”没有一点振聋发聩的功力，是难以称真作家的。

    如今，“作家”一词已经不同于古代，但凡发表过一些文章的人，往往被冠之“作家”的头衔，谦虚一点的也为“作者”，这也无需苛责。但个性化的思想与艺术的坚持与突破，仍然是一个优秀作家的追求，只是写些花拳绣腿的东西糊弄人，或者写些老生常谈的文字度日，既无思想，又不传播什么知识，还要称“作家”，那么“作家”恐怕就真的要成为贬义词了。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6年8月30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