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85年，寒山寺住持祖信禅师得知来访的日本擅长书法的田口米舫，想要在在日本也建一座寒山寺，就赠其一尊高15厘米的木雕金身释迦牟尼像和一只磬。四十年后，他在东京青梅市泽井的沿河山坡上，终于建成了只有一钟一阁的“大日本寒山寺”。日本人喜欢寒山寺，这大概也就是他们往里面塞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原因吧。不过，每次到寒山寺大殿，见到铸有伊藤博文铭文的那口钟，总让人怀疑，这个发动甲午战争，割去我台湾的人，真的会让人送来一口钟，表示友好吗？

    康有为1920年游寒山寺，写了一首诗：“钟声已渡海云东，冷尽寒山古寺风；勿使丰干又饶舌，化人再到不空空。”诗左题跋明确说寒山寺唐种已被日本人取去，他的全文是：“庚申二月廿五日，偕韩树园征君文举同游吴下枫桥寒山寺，则唐人钟已为日人取去，故吾于龙寿山房善继血书《华严经》，亟保存之。”康有为熟知日本的掠夺本性，所以由此想到要保护好另一件著名文物：龙寿山房元僧善继血书的《华严经》。苏州沦陷后，日寇果然到了龙寿山房，先是用诱骗的方法，结果当家和尚通性没上当，日寇见一问三不知，就将他投入监狱，严刑拷打。通性宁死不说，关押二月余，遍体鳞伤，气息奄奄的通性才放出，这才终于保住了这件文物。

     康有为所说唐钟被日本人抢去的说法应该是不错的。日本《百科事典》等辞书也都明确说是被倭寇抢去的。伊藤博文的铭文是：“姑苏寒山寺历劫年久，唐时钟声空于张继诗中传耳。尝闻寺钟转入我邦，今失所在，山田寒山搜索甚力，而遂不能得焉，乃将新铸一钟，赍往悬之，来请余铭。寒山有诗，次韵以代铭：姑苏非异域，有路传钟声，勿说盛衰迹，法灯灭又明。明治三十八年四月”。不用说，他和山田一样也认为钟在日本的。山田寒山在他的搜索过程中，也并非一无所获，他女婿山田正平的美术馆有《山田寒山年谱》记载他在1905年春，于北陆某寺发现类似该钟铸溃的形迹。

    叶昌炽的《寒山寺志》载：“寇平既久，始有披荆棘而立梵宇者，既庳且隘，仅蔽风雨，亦未详何时何人所草创。”1899年，日本《大阪朝日新闻》记者内藤湖南的记载也差不多，1897年山田寒山去寒山寺时，那里仍然几乎是太平天国时烧毁后的废墟。

    伊藤博文写那个铭文的明治三十八年是1905年，这正是日本甲午战争胜利10周年，而且同年的日俄战争，又打败了老牌的西方大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难道真的想对中国释放一点廉价的善意吗？其实不然，那是因为这一年，江苏巡抚陈夔龙向日方提出了交涉，要求交还古钟，这才是“山田寒山搜索甚力”的真正原因。抗战胜利后，寒山寺住持培元曾呈文政府，要求出面向日本交涉，要盟军总部让日本彻底调查寒山寺古钟的踪迹。培元在呈文中说：“唐时古钟，早年被日本人大隈伯阴谋窜窃，运往日本，嗣经交涉，由大隈伯铸钟认赔，其用心在狡匿古钟，当时为理所屈，浼伊藤博文出面转圜，并于新钟上镌明认窃”。其中说到的交涉，应该就是1897年至1906年陈夔龙重修寒山寺之间发生的事。但东西在他手里是可能的，说明朝倭寇抢去的东西这时才窃运，则不免牵强。日本汉学家股野琢的《苇杭游记》则说，“团匪之乱，古钟为恶汉所掠夺，落上海骨董商手，后转归我富山县某寺。寺僧当铸造大钟，投之炉中以充其用云。”倭寇与义和团，在时间上相差甚远，股野琢的说法不是讹传就是故意转移视线，即便真有其事也是寒山寺的另一口钟。明代嘉靖年间，寒山寺僧本寂就铸过一口巨钟，《百城烟水》记载：“明嘉靖间，僧本寂铸钟建楼。钟遇倭变，销为炮。 ”

    “大隈伯”就是大隈重信，他与伊藤博文是当时日本最有实力的人物，做过二次首相，如此，山田寒山再如何“搜索甚力”，也只能是掩人耳目的假动作。说大隈重信窃运唐钟也有点牵强，但唐钟如果不在日本，伊藤博文岂肯轻易出面？

   《山田寒山年谱》载：1910年夏天，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新钟才铸成，到了1914年6月底才运到中国，时间长达14年之久的原因何在？从1910年程德全在给盛宣怀等人的劝募修缮寒山寺的信中说：“潘昌煦自东国来书，诏有日僧假募捐重修之名，意在越俎而谋，所据册铭疏书章程钟图等几若为彼僧所应尽义务”。1911闰六月十八日，他在给赵尧生的信中又说：“重建寒山寺，实因外人觊觎，一意兴修，今幸落成，俾知吾国中尚有地主也。”原来如此！看来他们正在等待到别人家里来做主，达到所谓“姑苏非异域”的目的呢！要不是中国人自己再建了，与日本走得很近的袁世凯也快称帝了，那口钟他们还不不知道什么时候送过来呢！不过，他们并没有就此死了心，这个为伊藤博文治印，而深得知遇之恩的山田寒山，还是在伊藤博文的帮助下东京下谷，自说自话地建了一所“寒山寺别院”，在那里做起了住持。和寒山寺那口一样的钟，日语中发音和寒山寺一样的馆山寺也有一口，不知道当时铸了三口，还是“寒山寺别院”的那口，辗转到了馆山寺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《就是》第三期（2012年7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