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徽宗让童贯去征方腊时对他说：“如有急，即以御笔行之。”也就是给了他以皇帝名义行事的权利。但他大概没有想到，童贯会一到前线，就“命其僚董耘作手诏，若罪已然。”直说了，就是他以宋徽宗的名义写了一份罪己诏。后来王黼还为此在宋徽宗面前使坏，说童贯在其中：“入奸言，归过陛下。”这篇文章对于瓦解方腊阵营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。事前，方腊尖锐地指出朝廷：“靡荡之余，又悉举而奉之仇雠。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实，反见侵侮，则使子弟应之。子弟力弗能支，则谴责无所不至。”这是极具鼓动力的，董耘既要消除其影响，又要顾及矫诏擅自归过于皇帝的后果，所以不容易写。只可惜这篇文章没有被留存下来，今天无法欣赏了。

    有人说，皇帝下罪己诏的，没有不亡国的，似乎皇帝是不宜承认错误。但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就颁佈过罪己诏，汉武帝也有《轮台罪己诏》。政法大学学者萧瀚，从史料中找到唐太宗的罪己诏居然有28份之多，汉文帝、唐太宗当然不是亡国之君。不过，无论是唐太宗的自觉，还是宋徽宗亡国前真的颁佈了罪己诏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承认错误，表示反悔的同时，对于受害的百姓或者当事人，却没有一句道歉的话。历史上不少冤假错案平反了，也很少有对受害者道歉的。

      苏东坡曾提到唐宰相陆贽，劝唐德宗“罪己以收人心。”兴元元年(784)，唐德宗痛下《罪己大赦诏》，承认“朕实不君”后，“四方人心大悦”，“士卒皆感泣”。然而真实的代价是赦免了叛乱的藩镇之罪，正如几个恶棍游戏中不得不作出的妥协，士卒和四方人心庆幸的是暂时逃脱了厄运。晚唐背负了沉重的积弊包袱不能摆脱，关键是要给百姓以希望，从而扶植起正义的势力。如果像陆贽那样，拒绝所有来京城办事的官员的礼物，唐德宗还派人劝他不要太过清廉，收受一点也无关紧要。他自己也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，称为“宣索”，恐怕罪己诏下得再多，也只能令人厌恶，因为看不出他对执政的过错，以及造成的后果有什么歉意。

    《新唐书》说：“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。”历来都是如此，君主能够承认有错，已经足以令人振奋。如果按照孟子的说法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那就不对了，君伤害了民，除了承认错误，还欠一个道歉。事实上道歉是不可能的，这也说明皇帝的时代，民本思想也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。所以平反冤假错案已经是莫大的恩赐，也许还可能回答受害者说，在当时还有那样做的必要性。这并不是天方夜谭，受其影响，类似的事甚至在“右派”平反的时候就还出现过。

     罪己诏虽然也有几分承认错误的勇气，比起连罪己诏都不愿意下的总要好一些。但自从有了诏书以来，直到袁世凯，罪己诏往往不是权宜之计的欺取人心，就是临时抱佛脚抓救命稻草。因为他们不懂要对受害者道歉，只是后悔带来了对自己不利的结果。于是对于百姓来说，讨要一个道歉也就变得重要了。即使是一个文治武功多么伟大的君主，难道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般地有了这么多人牺牲，才有了他的丰功伟绩吗？更何况是碌碌无为的庸人。给人们造成了伤害，人们也应该讨要一个道歉，那才是比较正常的。

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6年6月7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