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舜钦的《沧浪亭记》说“予以罪废”，才来到苏州。在“可惜只卖四万钱”的前朝贵人的池馆故地，造了沧浪亭的。我们知道屈原被放逐后，渔父为他唱的歌就是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，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”政治清明时，可以做个清廉进取的好官，政治腐败，则可以像渔父那样“鼓枻而去”做个隐者。那么取名沧浪亭，又自称“沧浪翁”，其对现实的不满和抨击之情也就表露无遗了。《宋史》说他：“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，益读书，时发愤懑于歌诗，其体豪放，往往惊人。”这个“沧浪”之名，也表现了这种令人惊绝的风格。

   北宋到了宋仁宗时，社会矛盾已经相当突出，所以以范仲淹、富弼为首的改革派以整顿吏治入手进行了“庆历新政”。任何改革，都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，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。集贤殿大学士张得像、枢密使夏竦等人，就想到了从帝王最忌讳的“朋党”、“欺罔擅权”入手，利用皇权来阻止新政的推行。夏竦甚至还指使女仆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皇帝的草诏，终于迫使范仲淹、富弼离开了朝廷。接着，御史中丞王拱辰、开封知府陶翼等人又将苏舜钦等热衷新政之人“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，而拱辰等方自喜曰：‘吾一举网尽矣。’”

   欧阳修为苏舜钦写的《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》：“初，君得罪时，以奏用钱为盗，无敢辨其冤者。”为什么“无敢辨其冤者”？那些“有识之士”为什么集体失声了呢？《沧浪亭记》中说：“惟仕宦溺人为至深，古之才哲君子，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。”表面上似乎是对自己为官的反省，但同时也表达了对集体失声的愤懑。这也就是苏舜钦之所以要大发“反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，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，隔此直趣，不亦鄙哉！”之感慨的原因。《宋史》说他答“急难不相救，又于未安宁之际，欲以义相琢刻”的“友人”韩维的信中，讲了他为什么要“世居京师而去离都下，隔绝亲交”的原因：“人无敢言，友仇一波，共起谤议。被废之后，喧然未已，更欲置之死地然后为快。来者往往钩赜言语，欲以传播，好意相恤者几希矣。故闭户不敢与相见，如避兵寇。偷俗如此，安可久居其间！遂超然远举，羁泊于江湖之上，不唯衣食之累，实亦少避机阱也。”

   欧阳修的《归田录》记载：“每岁干元节醵钱饭僧进香，合以祝圣寿，谓之香钱，判院官常利其余以为餐钱，郡牧司领内外坊监使副判官，比他司俸入最优，又岁收粪墼钱颇多，以充公用，故京师谓之语曰：‘三班吃香，群牧吃粪。’”所谓经手不穷，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官场惯例。苏舜卿的“用钱为盗”罪名，却正是“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”，用了一些卖了废纸所得的钱而已！所以他的妻子在他死后一再说：“吾夫屈于生，犹可伸于死”；“吾夫屈于人间，犹可伸于地下。”然而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

  《淮南子》中宁戚曾对齐桓公歌：“沧浪之水白石粲，中有鲤鱼长尺半”，表达了他的希望出仕。苏舜卿的沧浪亭虽然说是为了快意江湖，但他并没有忘记“濯吾缨”的愿望，所以富弼等人复出后，他又被任命为了湖州长史，不幸的是，不久他就英年早逝了。

  苏州历史最悠久的沧浪亭，绿阴下墙门外的一湾水面上，其实是无浪的，充其量也只在有风的时候有一点涟漪般的粼粼细波，然而它的深处，却记录了一段历史的波澜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0年9月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