洞庭波撼的是岳阳楼，《岳阳楼记》掀动的却是心潮的波澜。登岳阳楼让人体会到“洞庭天下水，岳阳天下楼”这句话确非虚言，不论是作者范仲淹，还是文中滕子京的作为，都彰显了生命的崇高取向，因此也让岳阳楼成了一座伟岸的丰碑。

    他俩都是北宋“庆历新政”的参与者，然而想要一洗积弊的这场改革，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。远的不说，之前宋真宗的“天书运动”已经暴露了这个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的不自信，然后是真宗刘皇后的专权，内外矛盾进一步加深，刘太后死后宋仁宗实际掌权，此时国库空虚，“田赋不均，岁久不能治”，“平人惊惧，尽起为盗”。在强大的既得利益势力面前，不少希望改革的官僚“皆惧谗畏祸，不敢挺然当国家之事”，于是改革的美好理想，被现实化作了发人深思的悲剧。而悲剧中表现了范仲淹等人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。

   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一个有良知之士永远希望社会变得更好，“进亦忧，退亦忧”，忧国忧民是他们的本分。为此，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要通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来实现人生的价值。也许他们永远喜乐不起来，更何况在积弊深重的民生、政教“百废”情景之下。所以，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，滕子京要悲怆地“痛饮一场，凭栏大恸十数声。”

   伟大的时代是对小人不屑一顾的时代；糜烂的时代则“负大才，为众所嫉。”庆历二年，西夏大举攻宋之时，滕子京手中兵卒无几，却“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”，又“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”而保全了城池和百姓。滕子京“设牛酒应犒士卒，又藉定川战役者于佛寺祭酹之，厚扶其孥，使各得其所，于是边民稍安。”第二年庆历新政，便有梁坚、郑戬等人以“其间数万贯不明”的理由弹核滕子京，范仲淹在《滕君墓志铭》中为之辩护道：“君受署之始，诸部属羌之长千馀人，皆来谒见，悉遗劳之。其费仅三千缗，盖故事也。(梁)坚以诸军月给并而言之，诬其数尔。”还在上宋仁宗的《奏雪膝宗谅张亢》疏裡具体分析说：第一，贱买牛驴，犒设军士。即低价购买百姓的牲畜，用来犒赏士兵。百姓愿意低价，表现的是军民同仇敌忾，所以他们也不怨；第二，说滕子京在汾州花天酒地、宴饮数日，赏赐乐人银楪子事为张冠李戴，是把韩琦的事强加在滕子京头上；第三，梁坚奏称滕子京到任后经手的十六万贯公钱中，有数万贯去向不明。但根据中使调查，滕子京经手的款项中，只有三千贯属于公用钱，其余都属于军用。也许，他在抚恤将士上是多花了钱，但可以想像，平时虚应故事的冗杂规定，往往是一追究人人有问题，不追究人人熟视无睹，那是最容易从中找到有所作为者把柄的。为了不连累别人，也为了保障自己行为结果不被改变，滕子京已“焚其籍以灭姓名。”《宋史》说他的性格：“尚气，倜傥自任，好施与。”他是个不计个人得失敢于担当的人。转过年来的庆历四年，滕子京就“谪守巴陵郡”了。他在岳阳的三年中，除了重修岳阳楼，还崇教化，兴建岳州学宫；治水患，拟筑偃虹堤。司马光在《涑水记闻》中说滕子京：“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，不敛于民。但榜民间，有宿债不肯偿者，官为督之。民负债者争献之。所得近万缗，置库于厅侧自掌之，不设主典案籍。楼成极雄丽，所费甚广，自入者亦不鲜焉。州人不以为非，皆称其能。”滕子京再一次表现了他善于开发利用社会资源的才能。那些民间催讨不到的烂账，肯定存在社会不公等原因。将这些钱化作地方公益经费，不仅得到欠方的配合，也得到被欠方的支持。最关键的仍然是百姓“不怨”和“不以为非”，因为他这样做，维护了社会的公正，大家也相信他，都知道他并不会“自入者亦不鲜”，他是把钱都用在公共事业上了。事实也证明他确实如此，《宋史》就说他：“及卒，无余财。”懂得生命崇高价值之人，岂是区区几个金钱能够左右的！

    杜甫所谓：“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”，历史的长河之中“吾谁与归？”岂不正是这些在任何情况下，都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有识之士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6年4月30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