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众餐饮的店铺而谓之排档，已经在各地常见。然而排档的起始，并非那么大众化，而是与皇家有关。《宋史．曹辅传》记载：“自政和后，帝多微行，乘小轿子，数内臣导从。置‘行幸局’，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，次日未还，则传旨称疮痍，不坐朝。”宋徽宗的秘密微服出行，由特地设立的行幸局安排，结果蔡京的谢表中有“轻车小辇，七赐临幸”的话出现在了邸报上，就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。而“臣僚阿顺，莫敢言”，偏偏这个小官曹辅不肯装聋作哑，上书说：“陛下厌居法宫，时乘小舆，出入廛陌之中、郊垧之外，极游乐而后返。”弄得宋徽宗很不爽。清人史梦兰的《全史宫词》说：“游宴遍开行幸局，连宵排当在谁家？”除了到蔡京家去，宋徽宗还要去会名妓李师师......

    作为依次安排的排当，并非宋徽宗时行幸局的新发明。《敦煌变文集新书．维摩诘经讲经文》：“必足分忧能问病，便须排当唱将来”；《梁书．太祖本纪》有梁太祖朱温的《敕》：“其逐日诸道奉进，客省使于千秋门外排当......”朱温不像宋徽宗那样出宫去享受野食，而是要客省使的官员去千秋门外维护各地进贡者的秩序，然后由亲近的控鹤官抬入。

     南宋时排当是指宫廷宴饮，元人刘一清的《钱塘遗事》：“宫中饮宴名排当。理宗朝排当之礼多内侍自为之，一有排当，则必有私事密启度宗。因之故，咸淳丙寅，给事陈宗礼有曰：‘内侍用心非借排当以规羡馀，则假秩筵以奉殷勤。不知聚几州汗血之劳而供一夕笙歌之费。’”宋人武衍有《宫中词》：“圣主忧勤排当少，犀椎鱼拨总成闲。” 但要排当少似乎很难，在醉生梦死中无法挑战强者，往往会极端地奴役弱者，苦的是百姓，宦官们也要借排当捞一把，以便强盗般挣得一个类似于同伙的地位，自然是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这也必然激起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，除了陈宗礼，《宋史．王伯大传》还载有王伯大向宋理宗上的疏：“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，日趋日下而不可挽......徒见嬖昵之多，选择未已；排当之声，时有流闻。”刘克庄更是痛心疾首，他的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：“臣妄谓今日边患纾矣，外间或言禁中排当颇密，能如前日之戒惧否？湖山舟艧稍盛，能如先朝之筚路蓝缕否？”并且深恶痛绝道：“又边报方急，而增置妃嫔，未辍排当！”食色性也，这本来也是动物之性，不同的是，他们试图用此填补精神的空虚。希望也总是大于现实的可能，而违背常识的心比遵守常识者更顽强。

     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告诉我们，南宋宫廷里排当既多且密，端午节有“春日禁中排当”、中秋节有“赏月延桂排当”、重阳节有“重九排当”、开炉节有“皇后殿开炉节排当”，冬至日、年节就更不用说了，还有“大朝会庆贺排当”......节日以外，平日也是排当不断：“大抵内宴赏，初坐、再坐，插食盘架者，谓之‘排当’，否则，但谓之‘进酒’。”吃了要站起来活动活动，俗谓用三个肚子吃，加了两个腿肚子。经过一番消食，然后再坐下来吃，不然就算不得“排当”，只能是等而下之的“进酒”了。

     南宋灭亡之后，排当才逐渐流落到了民间。元人陶宗仪在《南村辍耕录》中说：“官府贵家，置四司六局，各有所掌。故筵席排当，凡事整齐，都下街市亦有之。常时人户，每遇礼席，以钱倩之，四司六局皆可。致四司者，帐设司、厨司、茶酒司、台盘司也。六局者，果子局、蜜煎局、菜蔬局、油烛局、香药局、排办局也。凡四司六局人，只应惯熟，便省宾主一半力。”进一步简化，才轮到普通人家的排当，清人汪琬有诗：“湖山数曲接横塘，闻有嘉宾款草堂。穉子倘能供洒扫，小妻犹足任排当。三升黍酒倾香碧，一寸蔬芽翦媆黄。明月满庭花满径，为君随意设绳床。”现在“排当”已成“排档”，是指敞开式的大众餐饮店铺，与宫廷的排当相比，已是本质性的不同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6年3月19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