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戒石铭》是旧时衙门饰物，戒石上的铭文为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清人赵翼的《陔余丛考》提到欧阳修的《集古录》谓戒石起于唐明皇。赵翼认为那就是唐明皇的《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》诗，《北史》也有“何妥作《龙州刺史箴》，勒于州门外”的记载。除了刻在石上的，《文心雕龙》说：“汉扬雄有卿、尹、州、牧箴二十五篇，崔駰、胡广又补缀为《百官箴》。”告诫官吏的文字，不仅多而且历史悠久。出土的睡虎地秦简，就已经有颁布于秦始皇二十五年的《为吏之道》，一开首就是：“凡为吏之道，必精絜（洁）正直，慎谨坚固，审悉毋私。”还要求他们“临材（财）见利，不取句（苟）富。”不过只有宋太宗的这个十六字《戒石铭》，一直沿用到了清朝，而且日本桃园天皇宽延二年（1749年），福岛县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宽，还将它刻于该市霞城公园内一块巨石上，用以告诫其藩政官员。

     赵翼认为它始于太平兴国八年（983年），就是《宋史》中最早提到的《外官戒谕辞》，一般置于“郡县厅事之南”的碑亭中。张端义的《贵耳集》也有“宋哲宗书《戒石铭》赐郡国”的记载。到了南宋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，宋高宗又以黄庭坚所书《戒石铭》颁赐郡县，“命长吏刻之亭石”。改朝换代后的元明清，没了大不敬的顾虑，他们也要弄出点时代特色，《浙西通志》就有“至元皇庆间，重修会稽县公署......甬道南为戒石亭”的记载，而且元代“浙西别有四句：‘天有昭鉴，国有明法，尔畏尔谨，以中刑罚。’”那是钱塘官员徐琰的创作，明永乐十二年，曹端对将要上任西安府同知的学生郭晟说，“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”，官至户部尚书的年富用其义刻碑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于泰安府衙，于是明朝的《戒石铭》正面开始多了“公生明”几个字，那其实是为自己着想。明太祖朱元璋明令立于甬道中，并建亭保护，故有“戒石亭”之称；清代前期，于衙署大堂前立“戒石碑”，后期改为牌坊形式。

   宋高宗说：“因思异时所过郡县，戒石多置栏槛，饰以花木。”那是置于厅事之南庭中的，后来移到了甬道上，虽然不能装作没看见，但却是很碍手碍脚的。所以俞越说“或恶其中立，出入必须旁行，意欲去之而不敢擅动，欲驾言禀于上台，又难措词。”于是“今则无不易以牌坊，无复有立石者。”不仅如此，《瓮牖閒评》还说有人在每句下各添一句，成了“尔俸尔禄只是不足，民膏民脂转吃转肥。下民易虐来的便着，上天难欺他又怎知？”就是秦始皇那样的高压政策，也杜绝不了官员的贪腐。秦以后，官员的腐败一直是个历久弥新的沉重话题，于是就产生这个有趣的《戒石铭》现象。

    《戒石铭》源于孟昶的《颁令箴》，宋太宗省略了其开篇标榜自己“旰衣宵食”的勤政，和“言之令长”要求官吏对民仁慈的告诫，和及时赏罚的承诺。其实这些内容确实也没人要听。孟昶还一连用了四个典故。一个出自《后汉书》“中牟令鲁恭德政所化，蝗不犯境；野鸡不避人；童子有仁心。”这都不甚可信。第二是“道在七丝”，说的是宓子贱治理单父的故事。他每天弹七弦之琴取乐，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。巫马期治理单父，每天从早到晚，事事亲为才把单父治理好。宓子贱告诉他：“我的办法是凭藉众人的力量，当然安逸，而你的劳苦是因为只靠一己之力。”不过，宓子贱事先设计好了让国君答应不干涉他发挥才干才是关键所在。第三是“驱鸡为理”，出自荀悦的《申鉴》，讲的是要像孺子驱鸡回窝那样要因势利导。这是为政的基本常识，不足多言。最后为“留犊为规”，是东汉末寿春县令时苗带牛上任的故事，他不愿做曹魏的官而离任时，牛已经生了牛犊，他说“来时无犊，归时亦同。”于是把牛犊留了下来。这种特立独行的清廉，一般人是学不来的。

      宋太宗的省略，可谓言简意赅。只可惜这与其说是在告诫官吏们，倒不如说是给百姓们看，以为皇帝多么体恤他们，而且在争抢民膏民脂的同时，撇清了自己的责任。反正“上天难欺”，那是天晓得的事情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5年6月30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