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文帝的诏书中有过“三世长者知被服，五世长者知饮食”的话，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也记载了一个发生在宋隆兴年间的趣事：“有杨州帅，贵戚也。宴席间语客曰：‘谚谓三世仕宦，方解着衣吃饭。’仆愿作一书，言衣帽酒殽之制，未得书名。”于是一个做通判的四川人鲜于广就接话了：“公方立勋业，今必未暇及此，它时功成名遂，均逸林下，乃可成书耳。”而且还建议说书名可以为《逸居集》。还没等这位杨州帅反应过来，又有一位牛签判操着一口齐地口音，似乎好心地劝扬州帅不要信他的话，他说这是在骂他：“饱食暖衣，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”并且还为他打抱不平似地愤然道：“是甚言语！”事实上“杨州帅”不可能真的要写甚么言衣帽酒殽之制的书，他要矜夸的是自家历代为官的优越感。而鲜于广和从敌占区来的“京东归正官”牛签判都是没有豪门背景的寒族。他们两人的双簧戏，讽刺的就是“杨州帅”之辈内心空虚的装模作样。于是“杨州帅”只有“发怒赧面”郁闷的份了。

   东汉中叶出现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，到魏晋南北朝时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九品中正制，利益相关的豪门世族掌控了权力的分配，造成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的局面。隋唐以后虽然实行了科举制度，但是历朝重新形成的贵族集团，都不会放弃他们在权力分配上的既得利益。于是，门不对户不当的两种人发生冲突，也就不可避免了。

   《新唐书》记载唐代宗时，礼部侍郎杨绾上书，提出了科举“明经、进士及道举并停”的要求，他的理由是“进士者皆通当代之学而不通经史，明经者但记帖括。又投牒自举，非古先哲王侧席待贤之道。”给事中李栖筠、李异、尚书左丞贾至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人对此表示支持，并且直接抨击科举考试是“小人之道。”不用说，这些人都是与“杨州帅”是一样的世族人物。接着杨绾又提出了科举先要经过层层推荐的方法，目的还是为豪门世家提供方便之门，以便让考试成为遮人耳目的形式；唐文宗时家族中九人先后当上宰相，“虽精经义，不能为文，嫉进士浮华”的郑覃，又多次请求废止科举；祖父李栖筠、父亲李吉甫当宰相，非科举出身李德裕当了宰相，见“公卿子弟艰于科举”，更是“尤恶进士”，极力主张“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”，理由是他们“少习其业，目熟朝廷事，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，寒士纵有出人之才，固不能闲习也。”而牛李党争的两派人物，也是李德裕一边为门当户对的世家大族官二代，牛僧孺一边为科举出身的寒门士子。科举考试毕竟是封建时代产生与世家贵族权力竞争对立面的根源，他们必然要设法反对它，或者改变它的公平性，而从根本上排挤寒族士子。

   鲜于广、牛签判对“扬州帅”之辈腐败的讽刺，表现了寒士们对世家豪族的鄙视。可是，“三世仕宦，方解着衣吃饭”这句话，在世家大族来说却是洋洋得意自豪而时髦的话。就像自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说了“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公仆」以后，一些腐败的官员也喜欢时髦地自称“公仆”了。但老百姓并不喜欢这句话，他们觉得只要多一点平等就不错了。而且仆人给人的印象总是想从主人那里多揩些油水的，如果不幸主人破产了，他仍然可以做仆人，只不过换一个主人而已。更何况，在这种虚伪的谦卑中，谁知道他们内心是不是在看“主人”的笑话？不同的立场，反差就是如此强烈。

   上层的腐败与下层百姓的反腐败则贯穿了整个历史的进程，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一对最基本的矛盾。每次国家衰亡的时候，必然会伴随腐败现象的泛滥。可怕的是：腐败了还不以为耻，甚至自以为得计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 2011年6月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