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苏都写过《六国论》，苏洵认为六国之败在于贿秦，苏辙认为是苏轼《东坡志林》论游士说“夫智、勇、辩、力，此四者，皆天民之秀杰者也。”先秦的游士除了那些宣传各自思想的人以外，还包括了一艺在身的术士，甚至鸡鸣狗盗之徒。苏轼说“此四者不失职，则民靖也。”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是游士的黄金时代，他们争奇斗艳般地展示了自己存在价值，同时也给后代的士子们留下了一个心理上的断层，因为秦始皇的统一，让游士们一下子消失了多样性存在的土壤。

　既然是“秀杰者”就不会甘心“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”，所以苏轼说的“失职”是说他们失去了寻找机会发挥才能的条件。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，游士们是在贵族“养士”的形式下实现他们存在价值的，“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，魏无忌、齐田文、赵胜、黄歇、吕不韦，皆有客三千人，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，齐稷下谈者亦千人，魏文侯、燕昭王、太子丹，皆致客无数。”而那些有理想的游士们，为了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，对于富贵者是可以弃之如敝屣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。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，给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

　之后，秦“既并天下，则以客为无用，于是任法不任人，谓民可以恃法而治，谓吏不必才取，能守吾法而已。”秦始皇采用了法家的愚民政策，似乎是在想用牺牲天下人存在价值的办法，来强调他自己唯一的存在。依法治国固然重要，国家的统一也是必然的趋势，但在秦始皇的精神强暴下，“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”的结果，必然是整个民族思想文明程度的退化。而这种压抑人性的结果，也必然会造成更强烈，更普遍的破坏性反抗，这也就是苏轼说的“游士失职之祸”。而另一方面，尽管秦始皇念念不忘为自己到处刻石纪功，最终也难免成了后世耻辱性的笑柄。

　游士的出路经过两汉的过渡，在三国得到一次回光返照以后，逐渐被赶到了科举考试这个独木桥，唐太宗一句：“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”的话，一网打尽了天下英雄。游士不再能游，也不再“失职”，于是想要摆脱被低俗化，想要思想解放，也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09年1月17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