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的隆庆、万历年间，亳州牡丹极盛，培育新品牡丹成为一种风气。薛凤翔的《牡丹史》载：“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阳，其他不足言也。独怪永叔尝知亳州，记中无一言及之，岂当时亳无牡丹耶？”薛凤翔的祖父薛蕙，在明嘉靖初朝中发生“大礼之争”时，写了《为人后解》、《为人后辨》等万言书上奏，反对皇上以生父为皇考，惹恼了皇上。于是薛蕙辞官回归故里，在家中种植牡丹。辟“常乐园”，在其中寻找“天于清高补富贵，人从草木寄文章”的境界。薛凤翔更是“英年挂冠，葺先人之旧庐，啸傲其中，庋书万架，栽花万本，而牡丹最为盛”。他英年即辞官挂冠，在先人的牡丹园中读书万卷、栽花万本，啸傲其中。当时亳州牡丹园已经星如棋布，除了薛家，还有王谦夫“松竹园”、李典客“凉暑园”、李方岳“适园”、夏之臣“南里园”......

夏之臣《评亳州牡丹》说：“吾亳牡丹，年来浸盛......吾亳土脉颇宜花，无论园丁地主，但好事者，皆能以子种，或就根分移。其捷径者惟取方寸之芽，于下品牡丹全根上如法接之......其种类异者，其种子之忽变者也。其种类繁者，其栽接之捷径者也。”《牡丹史·风俗记》所谓：“吾亳以牡丹相尚，实百恒情。虽人因花而系情，花亦因人而幻出。计一岁中，鲜不以花为事者。”读书人没有出路的畸形，就像毒农药浇灌之后，化育出异乎寻常的动人奇葩。不过，夏之臣的“忽变说”，却揭示了“宋时花师多种子以观其变，顷亳人颇知种子能变之法”，使欧阳修时“四十年间花百变，今不数年百变矣”的秘密。种子的处理、种植以及嫁接，使不同元素融合的方法，都会引起“奇奇怪怪、变变化化，故者新，新者又故”的流动与创新之美。而其“岁岁皆新”，“新特间出”的多样性变化，难道不也是一种别转头去之后，打破沉闷与无趣的寄托？

原载《人间福报》2021年4月27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