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写信落款时往往会写上“某某再拜”等客套话，这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虚礼而已，但米芾在写信写到“芾再拜”时，却真的会放下笔来，认认真真地整一整衣服，恭恭敬敬地拜上几拜才算完。这一举动有一次正好被人从窗户缝里看见，于是，就一时被传为笑谈了。

　 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，对虚礼也十分反感。当时的习惯是，贺上司生日时，下属都要写些祝寿的文字，或者送上一副寿星图，但一般都是只接受文字，寿星图往往都是看也不看，祝完了寿就退回了，所以送图的人，因为对方不打开看，就不必一定是寿星图了。《萍洲可谈》说王安礼因为多次谏阻神宗派兵攻打西夏，被御史张汝贤所劾，由执政而出任舒州知州的时候，正好遇到一次过生日，于是下属照例送来不少装载红绣囊里的画。可是王安礼却十分郑重其事地把它们一一展开后挂在了大厅里，而且还一一标明送画者的姓名，然后点了香请大家一起来欣赏！于是大家看到其中不仅有佛像；有鬼神画；有一个军官送的，还是名画家崔白画的双猫图；甚至听说还有一轴竟然是墓志铭！吓得经手办事的人，觉得太失礼而没敢打开。

　  米芾常常被人认为“颠”，但他自己并不承认，他也相信象苏东坡这样的有识之士，也不会认为他颠。所以在一次聚会时，他请苏东坡评判一下究竟自己颠不颠？可是爱开玩笑的苏东坡却说：“吾从众。”而正因为米芾的执着，使他在书画艺术上取得了很少有人与之比肩的非凡成就。王安礼虽是王安石的弟弟，当他看出了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，就没有对王安石采取支持的态度。他还在同样不赞成如此变法的苏东坡，因写了一些反对变法的诗文，被御史中丞李定等指控下狱，处境十分危险，在无人敢救的时候，是王安礼从容面君，对宋神宗说自古有气量的君主，不以言语定人罪，今一旦将苏轼逮狱加罪，恐后人要说陛下不能容才。虽然宋神宗对此案本来就不准备深究，但正是由于有了王安礼进谏，苏轼才得到了从轻发落。在他任开封知府时，善于断案执法严明。“有滞讼不得其情，及否决具案而未论者几万人”，经过他日夜操劳，明查暗访，不畏权势，认真剖析案情，秉公执法，到职不过三个月，将所有积案审清，致使“囚系皆空”，并将结果公布于府前。正好有出使北宋的辽使在府前看到后，也禁不住大加赞誉。宋神宗听说后也称赞说：“安礼能勤吏，骇动殊邻，于古无愧矣！”

  　宋人李之彦的《东谷随笔》中也有一个与米芾相似的故事：“心学理论承上启下的人物杨慈湖，到永嘉任太守时，曾经写了一封信，让人急送出关。但他马上又让人把送信的人追了回来，正在大家以为信中有误的时候，却见杨慈湖将信置于中堂几案上，焚香再拜毕，又让送走了。他也是因为信中写了”顿首再拜“的话，因一时匆忙，偶然写完信，还没来得及拜就送出去了。

　书信上写“顿首再拜”之类，本是大家已经习惯了的客套的虚礼，但所谓“礼仪”，礼是出自内心的，仪不过是礼的形式，很多时候人们只注重空有的形式，如果习惯于这些空话、套话而毫不在意，却是十分有害的。而且这也正好反映了当时的不良风气，在这种环境下也容易养成自欺欺人的习惯。杨慈湖曾经问文礼禅师什么是“不欺之力？”文礼禅师以作偈道：“此力分明在不欺，不欺能有几人知？”能够有所成就的人，他们的力量无不来自那一份认认真真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，而空话、套话，虚礼充斥，却正是不思进取，不干实事者最喜欢做的表面文章。可是真正能敏锐地觉察到它的危害性，并自觉地起而抵制这种风气的，历来都只是少数人。这些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危害的人，于古于今，都是成为无愧于时代之人，他们也是值得人们永远尊敬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1年10月19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