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省六部制，至隋唐已经定型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。三省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之下，有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每个部又各辖四司，共为二十四司。衙门里的热门话题，大概总离不开相互间的级别、苦乐以及讥讽，所以历史上也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。

     《老学庵笔记》记载了人们对六部二十四司在北宋元丰年间情况的概括：“吏勋封考，笔头不倒；户度金仓，日夜穷忙；礼祠主膳，不识判砚；兵职驾库，典了袯裤；刑都比门，总是冤魂；工屯虞水，白日见鬼。”没有一个是好的。到了南宋偏安江南,士大夫亡失告身，贿赂公行，冒滥相乘，赋敛愈繁，刑狱日众。吏、户、刑三部官吏们人人致富，与礼、兵、工三部形成强烈对比，变成了：“吏勋封考，三婆两嫂；户度金仓，细酒肥羊；礼祠主膳，淡吃虀面；兵职驾库，咬姜呷醋；刑都比门，人肉馄饨；工屯虞水，生身饿鬼。”

   所谓六部的民谣，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官谣，清朝六部的官谣就更多了，比如戴璐《藤荫杂记》说雍正之后：“吏科官，户科饭，兵科纸，工科炭，刑科皂隶，礼科看”；还有“吏部样、户部账、礼部相、兵部仗、刑部状、工部匠，理藩院档、鸿胪寺唱、钦天监望、国子监放、翰林院当”的说法，官员们基本上不干甚么事实。此外，还有以富、贵、贫、贱、威、武形容六部的：吏部贵而户部富，兵部武而刑部威，工部专管工程，职务猥琐，因而人们都以贱工看待，而礼部是没有油水的清水衙门。可怕的是：“大臣任意因循，小臣效尤玩滞”，形成一种“上下推诿，以为固然，彼此相安，以苟岁月”的作风。所以光绪时，谭钟麟以吏部左侍郎兼户部左侍郎，上朝谢恩，尚书翁同龢与他开玩笑说：“谭君由吏部而户部，可谓富且贵了；薛允升由刑部而工部，可谓贫且贱矣！”谭也笑答道：“不管是富贵还是贫贱，都是可耻！”

   活跃在清朝六部里的还有一帮书吏，所谓：“官凭文书吏凭贿”，他们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进行了肆意的搜刮。吏部掌官员任免之事，求官者必须打点吏部的书吏，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、肥瘠决定索贿数目在名单上“开列其先后”，然后“贿不至，非驳斥，即延搁”；户部掌管着各省款项的销核，所以有“阔书办者必首户部”、“户部书吏之富，可埒王侯”的说法。比如福郡王征西藏回来，户部某书吏索其军需报销费，福郡王大怒道：“小胥竟敢向大帅索贿！”书吏答道：“若不赏我巨款，报销之事就要办三年，皇上怪罪下来，必兴大狱。我这是为您着想呀！”福郡王无奈，只好赏以巨款。

  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说：“朝官多贫至不能自存，而吏人多积赀巨亿，衣食享用，拟于王者。”所谓：“天棚、鱼缸、石榴树；先生、肥狗、胖丫头。”家中未必有子弟读书，也要请一塾师摆样子，丫头养得胖胖的，狗也喂得肥肥的，正如衣食住行都还需消耗很多体力的唐人以胖为美，可以用来标榜自己的富裕、悠闲。不过六部供职的朝官也并非都是那么穷的，康熙时的工部郎中江藻一时忽发雅兴，出资在慈悲庵边建了座气派的陶然亭，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？《韩非子》说赵简子对派去收税的官员说：税如收重，国家富了，但老百姓穷了；税如收轻，老百姓富了，但国家穷了。有个叫薄疑的人对赵简子说：“君之国中饱。”赵简子还以为薄疑说他国家富，很高兴，可是薄疑说“中饱”的意思是：“府库空虚于上，百姓贫饿于下，然而奸吏富矣。”皇帝要通过三省六部来为自己的皇权服务，三省六部的官员又要依靠书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，于是就不惜让国家再穷点，老百姓再穷点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1年4月6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