折扇始于日本之说很值得怀疑。宋赵彦卫在《云麓漫钞》中说：“宋人用折叠扇，以蒸竹为骨，夹以绫罗，贵家或象牙为骨，饰以金银，盖出于高丽。”郭若虚的《图画见闻志》也说高丽：“使人每至中国，或用折叠扇为私觌物，其扇用鸦青纸为之。”黄庭坚还有《谢郑闳中惠高丽画扇》诗。于是，高丽和日本究竟谁学了谁就很难说了。日本的《和汉三才图绘·服玩具》载：“神功皇后三韩征伐时，见蝙蝠羽始作扇。今军中所用扇，大抵一尺二寸，片面纸金色以朱画日轮。”但此书1712年才成书，神功皇后也只是传说中人物，所以是不足为据的。《宋史·日本国传》记录了端拱元年（988年）日本僧人嘉因在汴梁觐见宋太宗，随身的贡物清单当中就有“金银莳绘扇筥一盒，纳绘扇二十枚、蝙蝠扇二枚”。

　　宋人华镇在《云溪集·高丽扇》中说：“排筠贴楮缀南金，舒卷乘时巧思深。何必月团裁尺素？自多清爽涤烦襟。挥来振鹭全开羽，迭去栟榈未展心。利用已宜勤赏重，更堪精制出鸡林。”“鸡林”就是高丽，因为北宋译官孙穆在他出使高丽后写了一部《鸡林类事》。另一为宋人邓椿，则在《画继》中说：“又有用纸，而以琴光竹为柄，如市井中所制折叠扇者。但精致非中国可及，展之广尺三四，合之止两指许。所画多仕女乘车跨马、踏青拾翠之状，又以金银屑饰地面，及作云汉、星月、人物，粗有形似，其来远磨擦故也。其所染青绿奇甚，与中国不同，专以空青海绿为之。近年所作，尤为精巧。”这说明中国和高丽一样都造叠扇，只不过精致小巧不如日本而已，北宋徐兢出使高丽，归来记述见闻作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说：“画折扇，金银涂饰，复绘其国山林人马女子之形，丽人不能之，云是日本作。”也只是说折扇上的金银涂饰高丽不如日本，所以没有理由说折扇就是日本发明的。徐兢说高丽有画折扇、杉扇、白折扇。

　《宋史·日本传》载：僧奝然“进奉物数一卷、表状一卷。又金银莳绘扇筥一合，纳桧扇二十枚，蝙蝠扇二枚。” 桧扇即折叠扇。唐人颜师古注《汉书·张敞传》说“便面﹐所以障面﹐盖扇之类也。不欲见人﹐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﹐故曰便面﹐亦曰屏面。今之沙门所持竹扇﹐上袤平而下圜﹐即古之便面也。”而《南齐书·刘祥传》说“司徒褚渊入朝，以腰扇障日。”胡三省《通鉴》注云：“腰扇即折叠扇。” 日本的《东恩纳宽全集》第二卷中提到，丰臣秀吉为了获得地方大名的支持，曾取下腰扇为其写上“龟井琉球守”，古人多写成“要扇”，如晋代陆云《与兄平原书》：“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、床荐席具，有……扇如吴扇、要扇亦在。”张敞《东宫旧事》：“皇太子初拜，供漆要扇、青竹扇各一。”腰即要，总要的意思，也就是折叠扇一头需要钉在一起的意思。方以智《物理小识》说：“折叠扇贡于东夷,永乐间盛行。⋯⋯智按:孙愐 《韵》注: ‘搊扇。’则唐人已有矣。” 宋《广韵》说：“搊：扇别名。” “搊”是可以收缩的意思。孙愐是唐人，所以方氏就怀疑唐朝的搊扇，“殆亦折扇之萌芽乎？”唐朝李贺诗《恼公》有：“玳瑁钉帘薄，琉璃叠扇烘”的句子。

《淮南子·泛论》说：“周人墙置翣。”汉高诱的注是：“周人兼用棺椁，古墙设翣，状如今要扇，画文，插置棺车箱以为饰。”还有《国语·楚语下》：“屏摄之位，坛场之所。”三国吴韦昭注说：“屏：屏风也，摄：形如今要扇。”也就是多面折叠的屏风，宋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麾下樊继寿施舍的“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图”中可见的，应该就有这种东西。这样就已经很明白，要扇就是重叠着可以打开的的叠扇，它在中国三国时就普及了。

　宋朝引进了“倭扇”，并且也一度出现在市场上，但还是因为太小和不耐用，只时兴了一段时间，到了明朝才被再发现和再引进了。刘廷玑的《在园杂志》记载：“明永乐中，朝鲜国人贡，成祖喜其卷舒之便，命工如式为之，自内传出，遂遍天下。”刘元卿《贤奕编》也说“永乐中朝鲜进撒扇，上喜其卷舒之便，命工如式为之。”这才广为流传起来。同书还说：“南方女子皆用团扇，惟妓女用撒扇。近年，良家妇女亦有用撒扇者，此亦可见风俗日趋于薄也。”然而，之前的洪武四年，朱元璋派仲猷祖阐、无逸克勤出使日本，他们与日本“梦窗派”禅师春屋妙葩交往，春屋妙葩的《寄天宁瓦官两和尚诗并小序》中说：“壬子秋，远辱大明天使天宁瓦官二大和尚......见惠践名印子二枚，并印条一合，杭扇一把。”杭扇、曹扇、川扇、歙扇......都是折扇。而日本折扇有他们的特点，同时，军扇是他们的权杖、令旗，于是，格外得到重视也就很自然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09年2月4日

    玉玲珑太湖石，是上海豫园的镇园之宝，为江南三大名石之一。有记载说是花石纲遗物，花石纲遗物散落无迹。扬州盐商马曰琯兄弟为小玲珑山馆，其中玲珑石也说是“当亦宣和花纲之品”，所以传说中的由来与玉玲珑基本相同，这是套路。唐朝以来，欣赏太湖石之风经久不衰。今人常提到品定太湖石的标准是“瘦绉漏透”四个字，但瘦绉漏透的太湖石之所以美却很少有人提起。

   唐朝宰相牛僧孺，是嗜好太湖石之风第一高潮的发起者。他对太湖石的评价是：“如逢三益友，如对十年兄。”第二次高潮是宋徽宗的花石纲，他曾封太湖石为“盘固侯”，但他们都没有明有明示欣赏太湖石的美学意义。白居易、刘禹锡、陆龟蒙等著名诗人都有过吟咏太湖石的篇什。白居易认为：只有他知道太湖石的妙处，提出了“苟适吾意，其用则多”的适意原则。直到现在，仍然不能不承认：他的这种自信是很有概况力的。帝王们从中看到的是：“百仞一拳，千里一瞬”的天下；迁客骚人看到的是：“窍如比干之心”；隐逸之士看到的则是：难作高堂之础、高陵之碑。不同的人物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适意寄托，而乐在其中。

   不久前有一首小诗“太湖石”，在《旅游纵横》发表,也可说是对太湖石的一种适意的表现：

    无法做成柱石钟磬；

    也无法刻高陵碑文，

    人道是比干之心防风骨，

    疲倦灵魂偏爱破碎的心。

    千年的磨难逝水的浸沉，

    身心里都是无数的伤痕。

    洗刷了内心软弱与混沌，

    美化了所有的伤损．

    伤痕联成梦的化石，

    凝固成沉思的灵魂。

《郑板桥集》说到：“米元章论石：曰瘦、曰绉、曰漏、曰透；苏东坡又曰：“石文而丑。”丑字，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。”无论米芾的“瘦绉漏透”；还是苏轼的“石文而丑”，其实都是艺术让人产生想象，激起无穷创造激情的原则。正所谓“美景如画”，从石的瘦绉漏透与丑里，看出些什么来，则又是旅途的一种乐趣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《新民晚报》 1996年1月1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