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后汉书》说：“苏章、种暠、欒巴，牧民之良干。”苏章留下了一个生动的故事：东汉顺帝时，他任冀州刺史，“故人为清河太守，章行部案其知其奸臧。”于是“为设酒肴，陈平生之好甚欢。太守喜曰：‘人皆有一天，我独有二天！’章曰：‘今夕苏儒文与故人饮者，私恩也；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，公法也。’遂举正其罪；州境肃然。”

到了南宋末年，谢昌元在〈座右自警辞〉中却说，苏章的这个行为是“卖友买直，钓名干进尔”理由是，“观其一天二天之说，是必巧言令色之鲜仁，而非直、谅、多闻之三益也。然既知之，有平生故旧，适然相逢，只当忠告善道，委曲劝勉，使之悔过迁善，或使之自作进退。”如此，苏章就不是益友，而是损友。可是清河太守自己说了：“我独有二天”，说明他已经知罪，而且以為苏章会包庇自己，“巧言令色”是说不通的。于是就产生了许多疑问，比如怎样才能“使之悔过迁善”？难道就因为周公说过“君子不弛其亲”，就要“使之自作进退”，不追究责任了？

韩愈哀叹，失意就有人反眼不认人，投井下石；苏軾也说过，官员為了争得半年考察过关，虽然是杀人勾当也敢为之，这固然可以说是世风日下，可是就因为是“故人”，要互相包庇，才符合“周、孔垂训，必归之成德”吗？这个“座右自警”是不是给别人看的？

风雨飘摇中的南宋，官员大多像清河太守一样有奸臧的毛病，无奈南宋仍然不得不依靠这些“故人”苦撑下去，也许，这才是文天祥书写本篇，用以安抚笼统的良苦用心。

最终，元军打来了。清人万斯同的《宋季忠义录》载：“（袁）鏞悲愤激烈，约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赵孟传，将作少监谢昌元共御敌。”他们让袁鏞先行，答应自己带兵后继。袁鏞遂奋然独往，而赵孟传、谢昌元已经自作进退“献版图迎降矣”。

全祖望的〈陆字鐤墓碑铭〉也载：“昔德祐之际，谢昌元赞赵孟传诱杀袁进士以卖国。”而袁鏞则表现出了“生则宋臣，死则宋鬼”的气节。文天祥写此文于咸淳九年（一二七三）年六月，离谢昌元投敌不过二年有餘，景炎二年（一二七七），谢昌元六十四岁，元世祖忽必烈“仍命子召昌元入朝”，于是这个南宋“故人”，通过早已投敌的儿子，“奉圣旨，随驾上都”，并留京任官十四年，活到了七十九岁。而这件文天祥书法精妙的书卷则留存至今，不免要令观者为之感慨良多。

原载《人间福报》2020年9月2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