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饮酒礼，是由官府主持的乡人聚会饮酒时的礼仪，自先汉三老以后，一直到清朝光绪年间才被废止。其作用是劝励人们尊敬长老，强调尊卑之序。有了科举考试之后，也通行于儒学。《新唐书．礼乐志》载，唐太宗时期，州贡明经、秀才、进士以及旌表孝悌，均须举行乡饮酒礼。到了明朝，朱元璋不仅用它来惩恶扬善，还把它的形式也发展成了牵制乡里里长、甲首、粮长的统治的手段。因为他们“于民最亲，于耳目最近，谁善谁恶，洞悉之矣”，所以《教民榜文》说：“民间户婚、田土、斗殴相争一切小事，不许辄便告官，务要由本管里甲老人断理。”这就大大节省了统治成本，“若不经由者，先将告人杖断六十，仍发回里甲老人断理”，老人的地位可想而知。

　  朱元璋对于法规宣讲的重视，可谓前所未有，做到了年年讲，月月讲，不仅有各种宣传，辅导讲解，甚至还要求人们熟练背诵。对于普通百姓，是“每季行之于里中”；对各级官员也没有丝毫放松，“其武职衙门，各卫亲军指挥使司，及指挥使司，凡镇守官，每月朔日，亦以大都督府所编戒谕书率僚佐读之。”在乡饮酒礼中，他也没有忘记突出宣读法规的内容。洪武十六年还颁行了统一的程式，规定府州县各级，每年正月十五日、十月初一日，于儒学行乡饮酒礼。酒肴则于官钱约量支办，那就是属于公费招待的。仪式开始时，照例有个主持者的开场白：“恭惟朝廷、率由旧章、敦崇礼教。举行乡饮。非为饮食。凡我长幼、各相劝勉。为臣尽忠。为子尽孝。长幼有序。兄友弟恭。内睦宗族。外和乡里。无或废坠、以忝所生。”接着就是唱读律令了，这时，“有过之人、俱赴正席立听。”他们必须恭立在正席周围，一直等到宣读完毕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。这种仪式不仅行与儒学，还行于乡间里社，以一百户为单位进行。“除乞丐外，其余但系年老者，虽至贫，亦须上坐，少者虽至富，必序齿下坐，不许搀越，违者以违制论！”同样，有过犯之人，不管是否年长还是富人，“须坐于众宾席末，听讲律、受戒谕。”如果他们不肯去赴会，或者敢强横、依仗权势强行坐到了不该坐的上位，就属于“顽民”，那是要受到流放边远处罚的，主持者及与会的众宾，如果不能秉公品定，或者失察，让他们坐了不该坐的上位，也是要与之同罪的！饭桌上的褒奖和羞辱，也用于官员的考核，《明太祖宝训》说：官员们“考绩来朝，称职而无过者为上，赐坐而宴。有过而称职者为中，宴而不坐。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，不预宴，序立于门，宴者出，然后退。”颁发的《乡饮酒礼图式》都有明确规定。

    宛平县令沈榜在他的《宛署杂记》中，记载了与大兴县共同举办一次正月乡饮酒礼的具体规模是：上席六卓，上中席五卓，中席二十六卓，下席八卓。有趣的是，各个等级所上食品种类大致相同，却分别用银二两，一两三钱，六钱三分和三钱三分。所用猪、羊、牛肉分别为八斤，五斤，三斤和二斤。上席仅这三种肉，加起来就达二十四斤！此次所花银子为柒拾柒两一钱伍分，而一头牛的价钱为八两银子。

　因为乡饮酒礼中的座位是关键，所以朱元璋对此多次强调要认真对待。洪武十八年，他又大诰天下：“乡饮酒礼，叙长幼，论贤良，别姦顽，异罪人。其坐席间，高年有德者居于上，高年淳笃者并之，以次序齿而列。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，列于外坐，同类者成席，不许干于善良之席。主者若不分别，致使贵贱混淆，察知或坐中人发觉，罪以违制。姦顽不由其主，紊乱正席，全家移出化外。”可谓做到了物以类聚，表彰了守法者，羞辱了作奸犯科者。反正好人是从坏人里挑出来的，坏人也是从好人里挑出来的，流放到边远地方的人还可以重新排座次。但强烈的光线照射出的阴影也必然特别浓重，坐上席、下席的，老是那几张固定面孔的逐渐流于形式，似乎也未必真能起到多少惩恶扬善的效果。

  　洪武二十二年，又有了具体化的规定：“凡良民中，年高有德，无公私过犯者，自为一席，坐于上等。”而“有因户役差税迟误，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，又为一席。”他们就只能坐于中门之外了。那些“曾犯姦盗诈伪，说事过钱，起灭词讼，蠹政害民，排陷官长，及一应私杖徒流重罪者，又为一席”，他们被安排在东门之内。三种人善恶不许混淆，连每席执壶供事的人，也要各用同一类人家的子弟！于是，坏人想变成好人也就难了，好人也只要但求无过就万事大吉了。

　  举行乡饮酒礼的最重要目的，应该是提升社会人群的道德水平，朱元璋却更多地用来为他的法规和说教服务。且不说过分地重于空洞的形式总会让人厌烦，从其根子上来说，还是只看到了浮在表面的奸民不守法，官员贪腐难禁，而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要去下更大的功夫，去用正确的思想理念，培养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准来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。但这也是那个时代朱元璋们难以做到的死穴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3年6月2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