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钓鱼岛事件以后，中日间的旅游市场极度萎缩，但一进入八月，去日本的中国旅游团却突然大增，虽然人数不能和之前相比，但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，却又占到了首位。因为十月份中国要执行新的旅游法了，那些有点先见之明的人，都要赶这趟可能要涨价之前的末班车。于是中国游客在日本的不文明之举，又成了旅游界的诟病话题，有日本人又说起了一句比较著名的调侃话：教育对三件事情束手无策，美国人的爱打仗；日本人的学英语；中国人的公共道德。

     宋朝的司马光家有个有个干了三十年的仆人，一直称司马光为“秀才”。苏东坡来访后的次日，仆人突然改口称：“大参相公”了，让司马光吃了一惊，一问，才知道是苏东坡教的。于是司马光叹息道：“好一仆，被苏东坡教坏了！”陶宗仪在《辍耕录》中认为：仆人称丞相为秀才，说明了司马光喜欢用没有脑子的仆人。入元朝后任中书左丞的许鲁斋，曾命牙侩上街雇一仆人。牙侩特地为他找了一个能应对，懂礼节的人，可是并不中许鲁斋的意，说是：“特欲老实耳。”于是牙侩“领一蓬首垢面，愚騃之人来”做了他的仆人。他的标准是“马骑上等马，牛用中等牛，人使下等人。”因为“人下等易驯，若聪明过我，则我反为所使矣。”但实际上，他们需要的是比自己差很远的人。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曾批评说：“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，亦误人。”用没脑子的人为自己服务，就是司马光、许鲁斋之类儒者的治生之道优先考虑的方面。在他们来说，所谓正确，就是有权力的人，做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。

     身处一帮愚騃之人间的形象固然不好，也与道德高尚不是一回事。但如果真的都像曹操说的那样:“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，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”而一味拿那些无行的进取之士做爪牙之用，其负能量就更不可小觑了。老子说了：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。”历来得天下常用诡道，李自成也宣传“闯王来了不纳粮”，可是如果他坐了天下，是不可能不纳粮的。这种“奇正之用”，说白了就是欺骗，裹挟了最广大的无知者，剥夺了最广大的民间财力为自己所用而坐了天下，结果却因为利益所在，“以正治国”总是很难实现，什么是“正”因人而异，正、负也不可能单独存在。王安石变法失败后，归结出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用人不当。司马光曾写信向他指出：“每有宾客僚属谒见论事，则唯希意迎合、曲从如流者，亲而礼之；或所见小异，微言新令之不便者，介甫辄艴然加怒，或诟骂以辱之，或言于上而逐之，不待其辞之毕也。”有这种毛病的王安石，也相信重用无行的进取之士，结果不幸被司马光言中：“一旦失势，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。”王安石重用的吕惠卿，不仅有敲诈商人五百万钱之类的罪行，他还伙同他人，要将一手培养提拔自己的王安石置于死地。邵伯温在《闻见录》中还提到：张郇、李承之向王安石推荐章惇时，王安石说：“闻惇大无行。”李承之回答说：“某所荐者才也，顾惇才可用于今日耳，素行何累焉？”王安石明明知道章惇无德，可还是接受了张郇、李承之的推荐。无行之士本来不易进取，自然对于进取的渴望也比有行之士强烈，这就是可以利用的方面，但“贤不肖杂用，贤者不合而去，不肖者嗜利独留。”他们起到了一个极坏的榜样作用，于是道德滑坡在所难免，历史周而复始，他们的负能量也变得积重难返。所以，要提倡“正能量”，改变国人道德缺失的不良形象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制度保证，因为制度的背后是精神，然后是选择正确的人选去忠诚于制度，而不是忠诚于个人，因为感情、利益都具有很大的易变性，那都是靠不住的。愚騃之人和无行之人，都不可能明白忠诚于制度所体现的，是在坚守某种精神和理想，而公共道德的缺失，则是精神和理想的缺失的直接体现。正能量不能是当了官不仅占尽先机，还可以逍遥法外地不断复出，好像只有道德滑坡比较彻底的人，才是这个社会的宠儿似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3年8月27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