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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物馆中看书法

已有 340 次阅读2022-10-24 00:09 |系统分类:杂谈| 深圳晚报分享到微信

每到一地我都喜欢去看博物馆，去得最多的是上海博物馆。在那里还做了几次义务讲解，除了青铜器以外，我最喜欢的是其中的唐宋人书法展品。

《新唐书》说:对于张旭的草书,后人是“无非短者”的;杜甫则说:“张旭三杯草圣传,脱帽露顶王公前,挥毫落纸如云烟”。苏东坡却一方面在《东坡题跋》中说:“长史草书,颓然天放,略有点画处,而意态自足,号为神逸”。一方面在《题王逸少帖》上“非短”他说:“颠张醉素两秃翁,追逐世好称书工。何曾梦见王(羲之)与钟(繇),妄自粉饰欺盲聋。有如市倡抹青红,妖歌嫚舞眩儿童。”言下之意是认为:张旭和怀素的草书有媚俗之嫌。上海博物馆藏的宋拓本张旭楷书《郎官石柱记序》,则可以明显看出其溢于毫端的二王笔法,严谨中显得宽博,典雅而简静。如果说他的草书,是他自己说的得自于公孙大娘舞剑器的启发,他的楷书则如“公主与担夫争道”,”,处处蕴含着动势中寻求平衡的哲学韵味。

唐朝以草书闻名的,除了张旭,还有不少僧人,其中最著名的是怀素,他的狂草《苦笋帖》真实地表现了对于禅宗回归自然思想的理解。高闲则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,上博收藏有他的《草书千字文》,是他仅有的存世之作,从中可以形象地领略张祜《咏高闲上人》诗赞赏他的所谓:“长波溢海岸,大点出嵩丘”的风格。僧人草书在唐朝的大量出现,表现了禅宗思想对于意境的追求,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审美情绪。
苏轼为宋书四大家苏、黄、米、蔡之首。所以看一看苏轼的真迹,也是大有兴味的。他说过:“吾虽不善书,晓书莫如我。”初粗一见苏轼的《祭黄几道文卷》,很难相信凭此不甚有特色的平淡随意书法,可以得到这么高的赞誉,与其他书家不同,就在于他是不刻意以书家为目标的书家。正是他的平实、朴素;虽然外形还有左低右高的特征和章法上不甚有变化,但汪洋浩大的气息自是他个人的特点。上博还藏有他的《答谢民师论文帖》,就更能看出他“如锦裹铁”、“藏巧于拙”之妙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书初无意于佳,乃佳耳。无意间洋溢出的自然之趣,自远非刻意追求所能比拟的。
大凡喜欢苏轼、米芾书法的人,多为不喜欢拘束的人。而事实上给以后学书者更大影响的,应该是米芾。上博所藏的米芾《多景楼诗》行书和《参政帖》,也正如苏轼的评价:“风樯阵马,沉着痛快”,豪迈而自信。南宋吴琚就是一个毕生都用力于米芾的书家,有“米南宫外一步不窥”之称。不过《江宁府志》说他:“日临钟、王帖。”可见他也是转益多师的。然而,米芾生性狂放怪诞,而吴琚性情较为温和。尽管吴琚学米芾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,但由于他们性格上的差异,从他的《毛伯成卷》就可以明白:他的运笔结体,比米芾更为俊逸俏丽。所以董其昌对吴琚的评价是:“书似米元章,而俊俏过之。”他运笔较米书内敛,即个性分明又落笔沉雄,做到了米芾所说的:“稳不俗,险不怪,老不枯,润不肥。”所以清人王文治说吴琚书法:“似海岳(米芾)仿晋人得意书也。”
上博宋人书法,还有宋高宗赵构的《行书养生论卷》、《真书千字文》、王安石的《楞严经旨要卷》、司马光的《宁州帖》、黄庭坚的《华严疏卷》、魏了翁的《文向帖》、沈辽的《动止帖》。其中张孝祥之侄张即之,是南宋后期穷毕生之力以改变衰落书风的革新家。明代安世凤在《墨林快事》也说他的书法:“昔人斥为恶札。今评其笔意,亦非有心为怪,唯象其胸怀,原与俗情违逆,不知有匀圆之可喜,峭拔之可骇耳。自开天以下,千奇万异,何独字法不得任情哉?”尽管有人讥讽他的有意为怪,不合规矩,对他的“尚意”,追求“意趣”,表现个性不以为然。但和杨维桢《真镜庵募缘疏卷》,追求强烈的艺术个性极度张扬一样,是“得意忘形”,自成一家之体的成功之处,也为后人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