混浊的洞里萨湖上贫乏的水上人家那里，飘出一阵阵鱼露的臭味，飞尘中孩子们叫卖的却是作为小吃的炸蚂蚱、炸蟋蟀，动乱后的柬埔寨虽然在渐渐恢复它的元气，但至今依然很贫穷落后。然而，在它辉煌的年代里，却曾经有过“富贵真腊”之号。现在有关它的历史，除了小吴哥的壁雕等很少一些刻在石头上梵文书写的片言只语以外，略微详细一点的史料似乎只有在中国找到了。 南宋赵汝适在《诸蕃志》说真腊“约方七千余里，国都号禄兀（Loverk）。”当时柬埔寨“官民悉编竹覆茅为屋，惟国王镌石为室，有青石莲花，池沼之胜，跨以金桥，约三十余丈，殿宇雄壮，侈丽特甚。”但柬埔寨也和周边的暹罗、越南一直进行着战争：“淳熙四年（1194）五月望日，占城主以舟师袭其国都，请和不许，杀之，遂成大仇，誓必复怨，庆元已末（1199），大举入占城，俘其主，戮其臣仆，剿杀几无噍类，更立真腊人为主，占城今亦为真腊属国矣。”苏耶跋摩二世以后，柬埔寨开始强盛起来，渐渐有了“富贵真腊”之称。于是他希望在平地兴建一座规模宏伟的石窟寺庙，所谓劳动人民聪敏才知的结晶，如果没有庞大的聚敛和奴役，也就失去了其结晶依附的基础。作为吴哥王朝的国都和国寺，他举全国之力并花了大约35年建造出了这个高棉古典建筑艺术的高峰，使它结合了高棉寺庙建筑学的两个基本的布局，祭坛和回廊。祭坛由三层长方形有回廊环绕须弥台组成，一层比一层高，象征印度神话中位于世界中心的须弥山。在祭坛顶部矗立着按五点梅花式排列的五座宝塔，象征须弥山的五座山峰。寺庙外围环绕一道护城河，象征环绕须弥山的咸海。

    元人汪大渊的《岛夷志略》说：这个今日称之为小吴哥(Angkor Wat)的地方，又名“百塔洲”，“城周围七十余里，石河周围广二十丈，战象凡四十余万，殿宇凡三十余所，极其壮丽，饰以金璧，铺银为砖”；“作为金浮图百座，一座为狗所触，则造塔顶不成，次曰司马录池，复建五浮图，黄金为尖，次曰桑香佛舍，造裹金石桥四十余丈。”如今金银的色彩已经不见，殿宇三十余所也坍塌了，但四十余丈的石桥、石河与“五浮图”也还在。然而却没有人提起围绕“五浮图”长达800米，墙高2米余的回廊浮雕。其中南侧有个斗鸡图，据说斗鸡之风就是唐人传入的，因为柬埔寨“妇女易得，屋室易办，器用易足，买卖易为，往往皆逃逸于彼。”唐人、宋元间的新唐人，一直到明朝，建文帝时派遣中贵人出使柬埔寨，回来时竟然有三个同去的士卒在夜间逃掉滞留不归了。比汪大渊稍早一些到此的周达观和晚一些的明人张燮，还分别在《真腊风土记》和《东西洋考》中都说，相传此地又被当时称作鲁班墓。显然柬埔寨人受到了中国人的影响，将建造精美之功都归功到了鲁班身上。

     回廊浮雕堪称高棉艺术的杰作，极为精致繁复，同时也是历史的记载。内壁及廊柱、石墙、基石、窗楣、栏干之上，都有浮雕，有几处尚未完成的浮雕只刻出了轮廓，说明吴哥窟直到被弃，它的雕刻一直没有停止过。 西壁的浮雕内容主要是有关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传说，取材于印度史诗《摩诃婆罗多》和《罗摩衍那》，还有一部分是历史的记录。可以发现上面还有红色颜料的痕迹，可以想象，当时这是浮雕还是色彩艳丽的。 南壁西半部的苏利耶跋摩二世骑象出征图则为世俗题材。这些浮雕手法娴熟，场面复杂，人物姿态生动，形象逼真，且已采用重叠的层次来显示深远的空间，上面还刻有几处简短的梵文，是柬埔寨难得的历史资料。南壁的东部则分成三层，上部天国、中部人间、下部地狱，骑牛的阎罗王决定着谁该入地狱，而地狱的各种酷刑，则被用来作为了劝善惩恶的教材。此面有几处被挖空了的孔洞，有人解释说是其间曾藏金，所以被人偷挖了；也有人说是上面有不利暹罗人的梵文，所以被暹罗人破坏了。东则有一幅癞王与蛇精故事的浮雕也引人注目，印证了周达观所说：国王所卧金塔之中有九头蛇精的说法，他还看到当时柬埔寨除了多双性人外，还多癞病，癞病就是麻风病。连国王也得了麻风病，但他是神的化身，自然要编一个故事来掩饰，于是就有了蛇精害他的故事。 小吴哥之北不远就是大吴哥，元人周达观的《真腊风土记》对它有较详细的描述，让人得以从与现存遗迹的对比中，想象出当时的盛况。1295年至1297年间，他来到柬埔寨时，已将其国名译作“甘孛智”和“澉浦只”，苏耶跋摩七世时柬埔寨发展至最高峰，版图包括现今整个柬埔寨、部份泰国、老挝、缅甸及越南，是今天柬埔寨国土的四倍，其北部边境曾与中国的的云南接壤。

    整理周达观的描述，可以知道那时吴哥的面貌是：很方整的都城方圆二十里，四方各有一座石塔，二丈高的城墙都是叠石而成，“石甚周密坚固，且不生繁草”，东向开有二个城门，其余三个方向各一门，城门上有五个大佛头，向西的一个还是金饰的，城外有巨濠围绕，连着通衢大道的大石桥两边桥栏，各有面目狰狞的将军状控蛇石神像54尊，门的两旁则置有石象。城中以金塔为中心，其旁有20余座石塔，和石屋百余间。石屋下有金佛8尊，其东有两侧放置金狮子的金桥一座，城东十里，有周围百里的东池，其间也有石屋、石塔，塔中有脐中出水的卧佛一座。从中心金佛向北一里左右有一座比金塔更高的铜塔，其下也有十余间石屋，再往北一里左右，就是国主之庐，其寝室则有有一座金塔，国宫官舍皆东向，一座巨大桥柱上雕有佛像的金桥和金塔之北，近门周围可五六里，正室用的是铅瓦，其余都用黄色土瓦，屋头壮观，修廊复道，突兀参差，其莅事处，还有金窗棂，左右方柱上还有四五十面镜子。

   走进东面的胜利门才恍然大悟：原来城门上的“佛头五”是指每个城门上的四面佛，一共五组；城门前有状控蛇石神像54尊的大石桥还在，原来是印度神话中为了得到不死甘露，恢复三界活力的搅拌乳海故事，保罗·穆斯（Paul Mus）根据碑文和印度传统指出大蛇并非只是代表绳索，还是连接天界和人间的彩虹；而城门旁的大象石像则是门内门外都有的；而其中心的金塔，应该就是今天的巴戎寺（Bayon），它由大大小小的54座宝塔构成，包括著名的“高棉的微笑”在内的216张面孔，都是苏耶跋摩七世的影子。而城东的百里的东池还在，那应该就是可容一千人，用来治麻风病的大药池；巴戎寺之北为国宫前的广场，一边是斗象台和癞王台，一边是十二生肖塔，官舍正屋之类已经荡然无存。 手脚并用地攀爬了一回斜度达70度的狭窄石阶到顶塔，脑海里浮现出1432年暹罗素可泰王朝（Sukhothai)入侵柬埔寨时，他们国人弃城逃往森林的情景。我想：吴哥窟却从此消失了五百年，直至19世纪中叶才重见天日的原因：除了为修建如此众多奢豪的寺塔、宫殿，过多地消耗了“富贵真腊”的国力，也许与麻风病的传染、蔓延也是有关系的。而那些繁复精微的雕刻，也表现出了古人的局限，就像是一个人，只看到眼前所有过于细微处，就妨碍了他们把眼光投向更远处一样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0年2月17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