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史》经过清代官方修史，不少明人的笔记也有选择性记录的倾向，明代言官据说和武则天时一样，还有风闻言事之权，所以，技术性地拼凑部分内容，就比较容易为各种观点服务了。不过，只要深入研究其中的史料，也比较容易发现其中有不少疑问。比如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成了畅销书，立即就有潘叔明、许苏民两位学者写了《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用》，陈梧桐教授在《明史十讲》中还指出，黄仁宇提到胡宗宪说海瑞买了两斤猪肉，而海瑞是回民，买的不是猪肉。海瑞在淳安县惩罚胡宗宪之子的故事常被人引用，可是海瑞同时代，而且是同郡人梁云龙所撰的《海忠介公传》中说，那是鄢懋卿之子。

     吴晗、丁易分别在1943年和1948年写成了《从僧钵到皇权》和《明代特务政治》抨击黑暗政治。丁易在序中说：“在那时想写文章公开攻击他们的罪行，是没有办法发表出来的，就想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。”既然是影射，真实性打点折也就难说了。丁易英年早逝，而后来当了北京副市长的吴晗，则于1948年和1965年二次对原书进行了修改，试图用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并将书名更名为《朱元璋传》。然后，他又不合时宜地写了《海瑞罢官》，于是，姚文元写了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，终于，利用历史为现实服务，又成了重大历史事件。

    朱元璋在《御制大诰三编》中说：“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，是自外其教者，诛其家而没其身家，不为之过。”不剥夺别人存在的感觉，不足以享受皇帝自我存在的优越。海瑞懂得如何活出存在感，所以“壬子（1372年）举孝廉会试不第，即毅然曰，士君子由科目奋迹，皆得行志，奚必制科！”他也敢于骂皇帝，还要求对他有私恩的前内阁首辅徐阶交出一半田产，甚至还说了一句名言：“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。”《万历十五年．序》说其书：“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。”但官场另类的海瑞，何尝失败？其他人也未必失败。《海忠介公传》说他临终时，身边还有“二媵四僕”，生活上，他也并不是极端不会过日子的人。存在是要被他人看见的，聚敛财物、炫耀地位、斗狠争胜，都可以显示存在，最讨厌的是那些相信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，仁以为己任”的人，他们总是不满于现状，而且因为学识上的努力，即便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仍能保持一份从容与自信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肉体上消灭他们的存在，这也是朱元璋实行恐怖统治的需要。“白色恐怖”也好，“黑色恐怖”也好，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的恐怖，才是最恐怖的。

    见有学者陈学霖的文章，为了说明朱元璋“开创大明帝国，当是国史上之丰功伟绩”，对朱元璋的滥杀无辜，找出了一些相反的证据，试图推翻原有的说法。比如徐一夔的被杀一事，作者从《始丰稿．上虞顾君墓志铭》顾氏葬于至正十九（1359）年，三十五年后徐一夔写了这篇铭文，又从《杭州府志．职官表》中，考证出徐一夔死于朱元璋之后的建文二年。然而顾氏葬后三十五年仍然是洪武年间，徐一夔洪武五年任杭州府学教授，次年就受命去修《大明日历》了，“书成后，要授他翰林院官，因患足病而辞归。”即便他名义上仍然挂职，《杭州府志．职官表》有多少可信度？而且他提到的《始丰稿》中《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》一文并没有被收入，究竟怎么说的也无从考证。还有蒋清（景）高被杀一事，明人黄溥《闲中今古录摘抄》的原文是：“蒋景高，象山人，元末遗儒也。内附后仕本县教谕，罹表笺祸赴京师斩于市。斯祸也，起于左右一言。初，洪武甲子（1384年）开科取士，响意右文，诸勳臣不平。上语以故曰：‘世乱则用武，世治宜用文，非偏也。’诸勳进曰：‘是固然，但此辈善讥讪。’初不自觉......”其中说的是两件事，“洪武甲子开科取士”，并不是明朝到了那年才有科考。地方志上说蒋氏洪武九年死于任上，又没有明说怎么死的，凭什么就说他不是被杀的？

    也许，读明代历史之所以有趣，就在于它的扑朔迷离，需要自己去细细思考、探讨。借用陈献章的话来说，就是，小疑则小进，大疑则大进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5年11月2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