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徐霞客游记》记载了1536年9月徐霞客最后一次去见陈继儒的经过，同时回忆了之前两次到佘山的往事。事先，他致信陈继儒说：“每晋渴非祁寒即褥暑。犹记东郊雪色，佘坞松风，时时引人著胜地也。此旷古胜事，弘祖何人，乃每岁得之。”陈继儒的回信中也说他：“奇暑奇寒，辄蒙垂顾”。有些人读《徐霞客游记》中的“三顿而三改其观”，就以为徐霞客只去了三次，其实“三顿”，是截取三个时间节点的意思。1624年，徐霞客由一位福建朋友王畸海陪同，到佘山第一次见陈继儒，然后“每岁得之”他不仅每年来拜访陈继儒，甚至一年两次，并非仅仅三次，或者五次，至少也有十次了。他与陈继儒可谓关系密切，连徐霞客之名，也因佘山的陈继儒向人介绍他时称之为“霞客”而来，其本名徐宏祖反倒不那么知名了。

    他这次来的目的，是要去“豺啤魔啸葱魅纵横之区，往返难以时计，死生不能自保”的西南。又得知丽江土司木氏是“夜郎之翘楚”，他要人脉极广的陈继儒为他写封去见木氏的介绍信。陈继儒回信劝他：“何必崎岖出入于颅山血海，而始快平山之奇游乎？”下了愚公移山的决心去出生入死的这个行动，确实令陈继儒为他担心。但徐霞客并没有“以安身立命为第一义”的意思，于是陈继儒与他“饮至深夜”，并留他住了一夜后，给了他“与丽江木公叙稿”，以及给鸡足山弘辩、安仁二僧等人的书信，又以“红香米写经大士”相赠。等到他数年后从西南回来时，陈继儒已于前一年过世了。

   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，共同的特征是在明末宦官专权，党争惨烈的险恶政治环境中，要跳出圈子，开辟一个相对自由、自觉的自主文化领地。陈继儒给徐霞客的回信中还对他大加赞赏：“弟好聚，兄好离；弟好近，兄好远；弟好夷，兄好险；弟栖栖篱落，而兄徒步于豺嗥鼯啸、魑魅纵横之乡。”年龄大很多的陈继儒称徐霞客为兄，而且赞赏徐霞客的“不谒贵，不借邮符，不觊地主金钱，清也。置万里道途于度外，置七尺形骸于死法外，任也。负笠悬瓢，惟恐骇渔樵而惊猿鸟，和也。”并谦虚地称自己为“儒桃虫壤蚓”，不敢“逐黄鹄而问其所之。”虽然有行文上客套的成分，却也充分强调了他坚持的平等相待原则，徐霞客则称他为老先生。

     徐霞客的伟大在于他“漫以血肉，偿彼险巇”，一往无前的行动精神。陈继儒的不同凡响，在于身处严酷的现实中，调合狂放咨肆与隐居自适、冷眼觑人与热肠报国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，集文学家、书画家、鉴赏家等多种文化成就于一身，从而广泛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氛围。就其其影响而言，《明史》说：“三吴名士争欲得为师友。”但到了清朝雍、乾之时，野史和小品都遭禁毁，那些被迫入考据一途的乾、嘉学者，对于明人学问也采取鄙视的态度。原因正如周作人在《燕知草跋》所说：“明朝的名士的文艺，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，但根本却是反抗的。”清人蒋士铨在《临川梦传奇》中有一首讥讽他的名诗：“妆点山林大架子，附庸风雅小名家。终南捷径无心走，处士虚声尽力夸。獭祭诗书充著作，蝇营钟鼎润烟霞。翩然一隻云间鹤，飞来飞去宰相衙。”另一位清人赵吉士辑《寄园寄所寄》中也有一段汤显祖在弔唁王锡爵时讽刺他：“吾以为陈山人当在山之巅，水之涯，名可闻而面不可见者，而今乃在此会耶？”的故事，但陈继儒因为“幼颖异，能文章，同郡徐阶特器重之。”隐居之前，王锡爵又招他与儿子王衡读书于支硎山。他们之间有交往本是人之常情。王衡考取北京乡试第一名，有人怀疑他不一定有真才实学而建议复试，汤显祖表示支持，因此与汤显祖结下了梁子，但当遂昌知县的汤显祖也不可能跑到太仓去骂陈继儒，况且陈继儒还对他的戏曲褒美有加。

   陈继儒29岁就“取儒衣冠焚弃之，隐居昆山之阳”了。他也不同于当时出生比较草根的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搞“布衣讲学”而被迫害至死。无论是顾宪成讲学东林招他去，还是侍郎沉演及御史等高官推荐他当官，一概被他婉拒，小心地躲过了知识人惹不起的迫害。只凭着才识潜心笔耕，又“性喜奖掖士类，屡常满户外，片言应酬，莫不当意去”而存在。这也是他的《小窗幽记》能与《菜根谭》、《围炉夜话》一起被称为处世三大奇书的原因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5年5月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