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霞客在游记中记载了1628年，他与陈继儒一起去访了施绍莘建于佘山“极其妖艳”的别墅。作为明末的散曲家，施绍莘的地位在当时并不在徐霞客之下，有意思的是，他们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对于追求的痴迷，只可惜施绍莘年纪轻轻就亡故了。1625年，他在《百花生日记》中记载当时自己为38岁，他还感慨人生七十称古稀：“而初十年太少，后十年太老，中间止五十年。而坐困于塾师者几十年，羁缠于病冗者几十年，幽沉于风雨者几十年，所存几何哉？”可是不满三年，1631年徐霞客与堂兄“复寻其胜，则人亡琴存”，他最多也没有活满44岁。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追求，他明明知道自己在佘山的经营，“百岁之后，安知其不为子孙卖，不为势家夺，不为平地耕，不为虎狼穴，不为兵寇焚，不为樵坚截？”还是要在山腰的“半间精舍”、山脚的“就麓新居”，美轮美奂地建有春雨堂、霞外亭、三影斋、西清茗寮、罨黛楼、秋水庵、聊复轩，语花轩、研稳阁等不下十余种建筑，从1616年冬开始，整整花了十年时间。

     《徐霞客游记》在后世产生影响。他传世的《秋水庵花影集》影响，则更多的是在他的那个时代。他在自序说自己：“犹记十六七时，便喜吟咏，而诗余乐府，于中为尤多，十余年来，费纸不知几十万。”这种爱好与坚持取得的成就，按陈继儒在《<秋水庵花影集>叙》的说法是书一出，“上至王公名士，下至马卒牛童，以及鸡林象胥之属，皆咄咄吁骇。”顿时成了畅销书，声名远播北至吉林、南至靖州，连村中小儿读《大学》，也在空白处抄录其文。陈继儒说：“诗人人可学，而词曲非才子不能，子野（施绍莘）才太俊，情太痴，胆太大，手太辣，肠太柔，心太巧......”

   如今，元明流行的散曲、杂剧之类，对大多数现代人已经很隔膜。从他的内容上看，则多作哀苦之音，既寄寓了命运多蹇的身世悲凉，又是明王朝灭亡前夕社会心理、情绪的反映。如《谒金门》：“春欲去，如梦一庭空絮。牆裡鞦韆人笑语，花飞撩乱处。无计可留春住，只有断肠诗句。万种消魂多寄与：斜阳天外树。”倾吐出词人愁绪万端、无可奈何的情思，似乎也并没有太多特别可取的地方。但“精致的无用”，形式美也是提升人文情趣的重要部分，更重要的是，其背后隐藏的是和徐霞客一样灵魂的挣扎。所谓：“意所以躬耕末世，视天下如蔽履也，非轻天下也，其视躬耕无异于治天下。”在那个压抑得令人窒息的明末极端腐朽现实中，他们都要另闢一个独立于世俗外的崭新领地。“二十年前一梦空，依稀犹记梦花红，而今短鬓侵寻白，閒话风流落照中。”人的一生中，总得留下些有意义的东西，所以他在《祝如姬词》中说：“大荒中有修月户，予便为人间修词手，不亦可乎？”与其狗苟蝇营被各种势力裹挟而去，不如“但能痛饮便名士，解得惜花真丈夫。”《秋水庵花影集》编入了他征得的不少时人评语，他甚至将自己的《西佘山居记》“刻三石，一沉三影斋池心，一藏散花台下，一沉北山泉底”，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，还有一种比较有意义的不同活法。

     自从施绍莘祖上施退翁任华亭令以来，伯父施大经是万历十三年的举人，为官刚正，还是郡中无出其右的藏书家，父亲施大谏也是举人，兄弟两人不怎么热衷官场，闭门注老、庄。施绍莘似乎也曾有过犹豫，1618年和1621年也曾赴金陵参加科举考试，但他对朋友说：“子见昔年闱牍乎？如某某者，亦岿然进贤！”哪怕自己“好治经术，工古今文，而旁通星纬舆地”，并且有“鞭菙四方之志”，但哪里有用武之地？所以人虽去了金陵，却“多作诗词，绝不了试事。”

     转了一圈，与其说是铩羽而归，不如说更坚定了“撇却眼前花，料理千秋业”的决心，更何况“谑浪俱是文章，演唱亦是说法”，他也具备这个条件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5年10月13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