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继儒曾称赞徐霞客“不谒贵，不借邮符”，但徐霞客游历中使用官员提供的“马牌”，无偿得到了驿站的服务。这是否是他的污点？不久前看到报纸上有了争论。

     明朝开国之初，朱元璋就严厉规定：“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”。但就像果子熟了就要开始腐败一样，明朝自正德、嘉靖以后，政治的日益腐败，使驿站无视规定的弊端也日渐显现了出来。且不说正德皇帝和司礼太监刘允通过驿站大肆挥霍。但凡有一点权势者，都乐意令其为自己和亲友提供无偿服务。于是驿站又成了众多权钱转换、合法侵害百姓的机构之一。徐霞客在广西也从参府中军唐玉屏手里，得到了一块作为馈赠之物，可以证明其有权利用驿站设施的马牌。马牌不用，还可以“折骑银于驿，以为舟资”，虽然有时“营中以折马钱至，不及雇骑者十之二”，它毕竟是可以兑现的“有价证券”。

      崇祯十年，徐霞客来到广西太平府近郊壶关的映霞庵，偶然遇到了儒生滕肯堂父子。于是这位“居城中千户所前”的滕肯堂出主意说：“须得参戎一马符方妙，明晨何不同小儿一叩之乎？”徐霞客“谢不敏”，但滕肯堂继续做顺水人情，说：“无已，作一书可乎？”四天后的十月初十，马牌送到。十八日“站骑已至”后出发，一直到十二月初十到南宁，他享受了近二个月沿途抬肩舆、挑行李和吃住的无偿服务。

    这期间，他与驿站有关的下层人员也几乎每天都在博弈：十月二十一日“上午始得夫”，到恩城“州帅赵病卧，卒不得夫，竟坐待焉。其馆甚陋，蔬饭亦不堪举箸也”；二十五日“馆人才取牌聚夫，复不成行”；三十日“夫终不来，盖此处铺司奸甚，唯恐余往归顺，屡以安南彝人满道恐吓余”，“下午夫至，止八名”；十一月初二“饭后夫至，少二名，以妇人代担”，“候夫甚久，以二妇人代舆”；初三日“而村小夫少，半以童子代舆”......如此缺员、拖延、推诿的情况几乎天天发生。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“夫哄然散去”后，他“执一人挚之”，而且“检行李，失二鸡”，“饭后村人以二鸡之，比前差小”；二十三日则“及升舆，少三人，遍入山追之，比至，日已西入山，余有戒心，竟止不行”；二十五日“舆夫遂哄然散去，时日已薄暮，行李俱弃草莽中”，只好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让人去取行李，但“其人复遁去，余追之，执于前捨架上，强之下”，“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，余谕以不责意，已晚餐，其子跛立，余叱令速觅夫”；十二月初十“有奸民三、四，索马牌看，以牌有马，不肯应夫”，“久之，止以二夫肩行李，舆与马俱一无”......

    管事的小吏也要与他博弈，十一月二十七日徐霞客生日这天，“铺司狞甚，竟不承应，无夫无供。”次日午后，忽以马牌一掷还，云：“既为相公，请以文字示。”此人熟读《论语》，是个很有趣的人物。大概滥竽充数的见得多了，要试试他有没有真才学。于是徐霞客虽“余拒无文”，还是给了此人一首诗，结果回覆是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亦必有德。”但孔子说的是“有言者不必有德。”他似乎在质问对方的德行，所以徐霞客觉得无聊，但他还是又“漫书一文”作了回覆，然后又得：“子路拱而立，止子路宿”之语，他又胡乱写了些回覆，于是就有了鸡酒米肉的招待，因为《论语》的后一句是“杀鸡为黍而食之”，这晚他吃到了牛肉！可惜徐霞客不肯告诉我们他三次作答这位“狞甚”之人的文字内容。

    也许这也都符合当时贵贱之间的伦理，而这两者间的意愿又往往难以重合。所以徐霞客毫不隐晦地做了记录，好像并没有觉得这是据公为私，欺压底层的污点。他也似乎没有感受到与来自所谓精英阶层完全不同的轻蔑和侮辱，以及对于损不足益有馀的愤怒。他此行带的两个仆人，一个刚走了半个月，在杭州附近就逃掉了；另一个是顾行，陪伴他走了三年，受尽劳累，还在遇盗时受了四处伤，最终还是卷逃而去，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。徐霞客并不去追顾行，但还很感伤地说：“但离乡三载，一主一仆，形影相依，一旦弃余于万里之外，何其忍也！”然而，他要完成自己的壮举，却何曾多少关心过一点他人的意愿和利益？南宁之行以后，徐霞客继续记录：十二月十二日“陆公自饯余，且有厚赆为馈，并马牌荐书相畀”；次年三月初六“以一书畀吴守备，得其马票。韦亦为余索夫票于戚挥使，”......

     徐霞客无疑是伟大的，虽然人无完人不必苛求，但又何必不承认，或者为什么不肯承认他也有污点呢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4年11月1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