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维桢名列《明史．文苑传》之首，但入明后不久他就过世了，所以很多名人也把他当作前朝高士来议论。有人看到了他灵魂的光辉，有的人则出于仰望的眩晕，弄出了一些后人难辨真伪的故事，最有争议的是朱元璋招他进京的一场博弈。他身后近百年，朱存理的《珊瑚木难》载，来迎杨维桢的詹同撰《老客妇传》（又名《针线妇》）：“老客妇者，会稽杨维桢先生。以高科进士仕有元三十年，今行年几八十，而新天子以前朝老文学，思一见之，将延入礼筵文馆。”杨维桢不愿去，以《老客妇》谢使者说：”岂有八十岁老妇，去木不远而再理嫁者耶？”次年，“又遣松江别驾追趣不已。”他又作《老客妇词》一首，要“辨妾不是邯郸娼。”并说：“皇帝以吾之能以能之，非殚吾所不能则否，否则惟有蹈海死耳。”博弈的结果是打了个平手，他去金陵“留百有二十日。礼文毕，史统定”后，和他来时一样，派“安车”把他送回去了。

     祝允明在《野记》中说：“太祖召杨维桢，将用之。维桢八十余矣，作《老客妇谣》以见意。或劝上杀之。上曰：‘老蛮子，止欲吾成其名耳。’”又在《怀星堂集》中评论说：“其为《客妇》诗不恭也，匪为不恭，亦大愚矣。”但蒋一葵的《尧山堂外记》却说是：“杨铁崖不赴招，有《商山》诗云云，太祖阅之，乃云：‘老蛮子，止欲吾成其名耳。’”而所谓《商山》诗：“皇帝书征老秀才，秀才懒下读书枱......”是宋福建秀才邱葵的大作。其中多有出入，《明史》说他：“抵家卒，年七十五。”于是有人怀疑他是非正常死亡，清人郎瑛的《七修类稿》干脆说他没去金陵就“托疾固辞，作诗缢死。”不过，其老友宋濂写的《墓志铭》说他“被命至京师，仅百日而肺疾作，乃还云间九华山行窝。”，并说他死于“洪武庚戌（1370年）夏五月癸丑也，年七十五。”他的门生贝琼写的《铁崖先生传》则说他正月到金陵，三个月后回来，六月过世，年七十六（可能宋濂把葬日当成了逝世日，门生知道他生日近年末，故虚岁为七十六，明王世贞《弇山堂别集》也说七十六岁）。就算五月逝世，去掉路上的时间，他还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。清人葛漱白还说杨维桢写了称颂朱元璋的《铙歌鼓吹曲》，所叙与事实不合是伪作。其实，他离开金陵时，虽然宋濂赠之以诗：“不受君王五色诏，白衣宣至白衣还。”但那场所谓的博弈，可能根本没有发生，宋濂和贝琼也没有只字言及。朱、杨彼此也明白，唱几句赞歌并非心里话，那是肺里话，必要的声音而已。杨维桢的领地在精神上、文学上，他还没有必要一定去与世俗的权威拼死一战。正如张士诚也曾笼络他，虽然他厌恶张士诚，却还是真诚地修书，指出了他五方面的缺点和建议一样。而明初的朱元璋也还需要笼络人心。

     除了名士容易被人拿来编故事外，才高也必有诋毁者，比如王彝专门写了《文妖》一文说：“余观杨之文，以淫辞怪语裂仁义，反名实，浊乱先圣之道。”到了清人冯班的《钝吟杂录》里甚至说：“杨铁崖诗不解用古事，剪截无法，比儗不伦，句法多不完整，工夫浅也。”简直一无是处了！

    清人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分析元朝风尚：“独怪有元之世，文学甚轻，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，科举亦屡兴屡废。”可是“自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，流风馀韵久而弗替，遂成风会，固不系乎朝廷令甲之轻重也欤！”哪怕南人地位低，但“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，每岁必联诗社，四方名士毕集，燕赏穷日夜，诗胜者辄有厚赠。”

      至正十九年（1359年），他应松江同知顾逖之邀，携妻儿到松江，以授课松江府学为生，使这里再度成为江南文化学术的一个中心。其文艺主张和实践，也如贝琼所言：“务铲一代之陋，归于浑厚雄健，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。”成化年间章懋的《枫山集》评论说当时“作者徒知从事声偶之间，而不能驰骋，以极夫人情物理之妙，其去古也远矣。独先生之作，逸于思而豪于才，抑扬开阖有美有刺。”他强调言之有物，并成为了一座奇倔而巍峨的孤峰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5年9月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