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洪武初年方克勤任济宁知府。经过元末的战乱，全国人口剧减，土地大片荒芜。所以朱元璋建国后下诏垦荒，规定新垦田亩三年不纳粮。但所谓经手不穷，官吏们为了以“政绩”讨好上级，也为了趁势牟利，所以新垦之田不到三年就被征税了，并且以田亩多寡规定了徭役。对于这种失信于民的做法，老百姓大失所望，纷纷弃田不耕，使土地重又荒芜了。方克勤赴任后，对垦田重申了旧约，对纳税田亩和徭役也做了合理的的分配，使得吏属从此无法中饱私囊，于是农民又恢复了垦田的积极性，新垦土地日渐增多。

     方克勤刚到任时，正值济宁闹饥荒，那年冬天，百姓又须为北方守军送军衣，还规定只许陆路输送，禁止舟运，违者论死。在飢冻的民众的恳求下，方克勤毅然决定不理会上司的规定，让百姓通过运河船运了，他说：“吾知从民便，抵法非所辞也。”结果其他各郡的陆运者，在风雪严寒中，无数人畜冻死在了途中，只有济宁百姓安全无事。到了五六月间，因为济宁城牆坍坏，济宁守将仗势役使民众修城。当时正值农忙的五六月间，万余被征召来修城的百姓，眼看着田里的庄稼因无法收割将要烂掉，哭声闻数里。方克勤痛心于“民方耕耘不暇，奈何重困之畚锸。”那么“民病不救，焉用我为！”但军队的事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中，于是只好写报告向中书省禀告，可是下属没有一个敢在报告上共同签字的。总算报告送达后，丞相胡惟庸得悉此事，立即下达停止筑城的命令。正巧此时遇上久旱之后的甘霖，于是百姓作歌颂方克勤：“孰罢我役，使君之力。孰成我黍，使君之雨。使君勿去，我民父母。”那以后，方克勤在任的三年内，济宁年年丰收，人民生活得到改善，经济发展了，户籍也从三万增至六万，国家的税赋，也由万馀石增至十四万四千余石。

    然而，吴晗曾说过：“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。”陈胜吴广对起义时的口号是：“帝王将相，宁有种乎? ”刘邦和项羽看到出巡的秦始皇也分别说了：“大丈夫当如是也！”和“彼可取而代之！”无不透露出一种企羡的口吻。那么，那些“从龙”之辈，又为了什么呢？朱元璋哀叹的：“我欲除贪赃官吏，奈何朝杀而暮犯！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左舜生有一句名言：“政治者俗人之事，君子不得已而为之，小人寅缘以为利。”他说的政治，当然是指贪腐的官场。但方克勤却廉洁正直，爱人惟恐不及，律己惟恐不严。一件布袍竟穿了数年，居室简陋到牆垣倾颓处购苇席蔽风，连人送的两只新鲜水果都要退还，同乡的邻郡县令赠一大雁，他当即拒绝，并因此与之断交！他连自己的俸禄也都拿出来资助别人，这样的人自然不容于贪腐政治，于是洪武八年春被召入朝，并受到朱元璋嘉奖的他，回济宁府继续任职后不到半年，属下曹县知事程贡，因曾渎职被笞而怀恨在心。史书记载：他上书诬陷方克勤，朝廷又责令程贡朋友杨御史查办此案，杨御史怕查出真相后，程贡反而成诬陷罪，就微服暗查，希望找到一点方克勤的过错，可是查了两个月一无所得。于是将府中卒史抓来逼供，还是一无所获。最后只好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明明是还不需要取暖的十月，偏偏捏造事实，诬陷他盗用官库炭苇两百斤用来取暖，把他贬到浦江去了，而“克勤不与辩”，这还要辩吗？

    明朝当官不要钱的，也并非方克勤一人，魏忠贤引领官场贪风大畅之时，也有魏大中拒收馈金，说：“此番须令知中原有不受金钱之人。”而方克勤之所以能够做到权为民所用、情为民所系、利为民所谋。首先在于深厚的学养，在出任济宁知府之前，就有“四方学子慕名前往求学者百余人”了，到济宁后也十分注重教育，他聘学官，修各州县设学舍数百间，有弟子二千人。这种教育，绝不是为盈利的教育产业。在学养基础上是坚定的道德信念，究竟如何才算是实现了人生的价值？难道就是作威作福吗？所以他能培养出方孝孺这样的儿子。

    吴晗把贪腐归咎于制度，但制度是要人去执行的。文化是思想的反映，不从文化的根子上找原因，制度永远是苍白无力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4年8月26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