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明朝以后的书，书中人物姓复姓的人明显比明朝以前少。那是因为洪武元年朱元璋有诏令禁止“胡姓”。元朝有不少汉人改姓了蒙古姓。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说：“禁不得用胡姓者，禁中国人之更为胡姓，非禁胡人之本姓也。”结果却是不仅汉人不用“胡姓”了，连很多胡人也不姓胡姓了，甚至汉人中大批姓复姓的人，也改成了单姓。比如呼延姓了呼，公孙、长孙都姓了孙。

　  明代学者王世贞说：“复姓至我朝则益少矣。”清代史学家赵翼则注意到“元汉人多作蒙古名。”就像现在在外国公司工作的人要取个外国名字一样，在元朝的异族统治下，用“胡姓胡名”，自然是为了拉近与蒙古当政者的心理距离。而且外表上难以区分汉人与蒙古人，那就有了冒充的可能性。元代正职官员“达鲁花赤”，只能由蒙古或色目人担任，改了姓名就可以浑水摸鱼了。以至从元朝大德八年到延右三年的十二年里，元政府先后三次下达了不许汉人冒充的禁令。赶时髦的老百姓则在姓后拖个蒙古名字玩玩，刘辰的《国初事迹》说：朱元璋的部将里就有“王哈刺章不花”、“刘脱因不花”；名将李文忠原名也叫“保保”；万历《沙河县志》载：连孔圣人的后裔，官至金符管车千户兼邢州学校提举的孔天铎，其曾孙也叫起了“塔识不花”，当上了蒙古字学教授。直到永乐年间征讨安南黎季犛的军中还有遊击將軍林帖木兒、驃騎將軍劉賽因不花。

　  文化的血统流淌在民族的躯体之中，随着一个民族强弱变化，其文化的影响力也随之变化。而一旦文化失去了血统，这个民族也就不重要了。朱元璋与南方汉族群雄混战之时，去蒙古化的问题还不是当务之急。一旦挥师北上，檄文中就强调起：“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，忘中国祖宗之姓，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”了。哪怕元政权在北方最重要的主力是扩廓帖木儿（王保保）本身是蒙古人，“忘中国祖宗之姓”的问题，对他并不适用。

　明朝建立以后，就必然要在文化上的去蒙古化了。这不仅关乎民族的自尊，还关乎现实社会的政治秩序必须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中运行。王世贞认为明朝复姓少的原因是“盖多去繁从省故也。”他没有看到除了蒙古、色目姓名的改变，原来的汉人复姓，也有出于远古非汉族的姓氏，而一般老百姓则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”，元朝可以改胡名，明朝自然单姓好，免得在人前有胡姓的嫌疑，并非去繁从省那么简单。所以只有司马光的后裔坚持姓司马，其他人都姓了司，或者马。这让顾炎武发出了“氏族之紊，莫甚于此”的惊呼。

　对于境内的非汉人，也不是真的“非禁胡人之本姓也。”永乐元年，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姓，朱棣以“各卫鞑靼人多同名”不便区别为理由，经兵部请求“如洪武中故事，编置勘合，给赐姓名”，对他们分批进行了同化。于是，山东淄博齐陵镇的蒙古斡罗那歹氏后裔，改姓了刘；河南平顶山蒙古民众改姓了马和宣；河南镇坪蒙古族改了姓王、孟津蒙古族改姓了李。

　  除了去蒙古化，统治者还要时刻提醒小民等级与秩序。所以朱元璋同时又对“小民不知避忌，往往取先圣先贤、汉唐国宝等字以为名字。”也进行了整治，他要民众将名字、称呼中，凡有“天国君臣圣神、尧舜文武、周汉晋唐等国号相犯者，悉令更改之。”免得小民有任何非份的意淫。道教的“天师”罪过就大了。皇帝不过是天子，天师岂不是比皇帝高了几级！于是只能称“真人”了。如“官人”、“舍人”、“待诏”、“郎中”之类的民间习惯称呼，也因为“民擅官称”，而不能用了，名字里自然更不能出现了。就像美属于少数人一样，当一种美被大多数人占有以后，就不成其为美了，因为人们会说：那有什么稀奇。哪怕这种美仅仅是虚幻的。

　  去蒙古化是必须的。关乎名分的大事，也必须通过移风易俗，把它纠正到惟我独尊上来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载香港《文汇报》2013年11月12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