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合肥县志》有书生李郁卿的故事：明末社会动乱，乙亥（1635）年，流寇到了合肥郡城。当时合肥县令熊雪堂慷慨激扬地登城，当众发誓要与城共存亡。后来他在《雪堂先生文集》中说自己，在合肥县令任上五年，连续两年遇到了两次流寇逼城。其中<纪事诗>又说：1635年腊月十七日流寇围城八天，士民兵勇力挫其锋，至二十四日才遁去。

  熊雪堂是1631年考中进士的文官，初遇流寇心里其实是没底的。所幸有富家书生李郁卿来对他说不必担心，流寇不足惧。熊雪堂说：即便你有退敌之计，怎奈没有粮草，“且忧内乱，奈何？”李郁卿说，自己家里有粮食，可以拿来支撑十来天。熊雪堂大喜过望，军民有了粮食也都士气大振。两处险要的城门，熊雪堂守西门，东城就全权委托李郁卿了。李郁卿至城楼，与军民申明纪律，还不不时用酒食犒劳大家，守城者更加心存感激。流寇“往来窥瞰”，知道西门由熊雪堂亲自把守。就转而去攻东门，而且“尽日夜攻击”。李郁卿则“率死士奋击”，杀敌不计其数，于是“贼愧愤以火攻，烈燄涨天”，熊雪堂望着东门大火，失声道：完了！孤臣热血当洒此，以报天子。而李郁卿则在那里从容谈笑，下令道：取土一筐者，赏钱一百。于是没多久火就被土压灭了。流寇无计可施就退去了。李郁卿却不放过他们，悄悄出城，“率死士尾其后，又斩级无算”。熊雪堂在西门向东额手称庆道：庆幸有李郁卿，不然全城“无遗类矣”。战功上报到安徽府衙，于是李郁卿立即名震大江南北。但他不过是个书生，官府对他也不过是“奖慰而已”。熊雪堂却反而“因军功卓异”，1636年三月离开合肥入京升官，当了天官尚书郎。他走后流寇再此来攻城，李郁卿仍然守御东城。这时有几个安徽幕府的士败兵从南来，南城巡逻兵见他们毫无纪律，怀疑是流寇，就把他们绑下杀了。等到他们弄明白，又怕上面追责，就干脆说是李郁卿擅杀，而把他下了大狱论斩。还没来得及杀他，城就被攻陷了，李郁卿也就失踪了。

   熊雪堂进京后，接连遇上了李自成进京，和清军入关，令他成了“从贼”的叛徒、“从夷”的汉奸。到乾隆时还被写入《贰臣传》，简直就成了“不齿于人类”的败类。清人邹漪的《五大家诗钞》中，除了钱谦益等“江左三大家”之外，还有熊雪堂和宋琬，在文坛上也属“大家”之列。说他的文章，因被乱世播弄，有“颠沛困顿之境，悲凉伤感之情”。那么，个人如何承担文化传承的时代责任？儒家“不事二主”的忠君之道，让他挣扎的灵魂无处安放，既不能像李郁卿那样消失，又不能不有所表现。要降臣归顺李自成时，他也曾“欲自行其志，两为门人救解”；面对清军，他也曾带头“昧死呼号，为大行皇帝请含敛梓宫里礼”，还不止一次“称病求罢”不做清朝的官，并一再表示悔恨自己没有捐躯。这一切是否演戏且不说，《遇变纪略》提到涂必泓说熊雪堂、朱徽等人“俱无捐躯意”，可问题是，国亡了，死一些忠臣，真的有补于“天下”吗？

原载《人间福报》2021年5月27日